曹焕春和妻子面临着一个困扰许多中国老年人的难题——谁来照顾他们？当72岁的农民曹焕春（Huanchun Cao；音译）被问及养老金问题时，他咯咯一笑。他吸了一口自制的卷烟，皱起眉头，歪着脑袋——仿佛这个问题本身就很荒谬。不，我们没有...

中国民众对抗中共的恶性事故会大面积发生，中共会发生崩塌，但崩塌之后要达致重建国家的共识，那要先乱到“猴年马月”才有机会。中共瓦解之后大陆一定有相当长时期的混乱，普通百姓的生活大受影响，那时要先解决生存的问题。 各省自保，争夺资源，不同形式的冲突无日无之，发生内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要在一片乱局中争取建国的共识，那几乎比登天还难。大陆在中共瓦解之后，要在各省自立的基础上先局势底定，然后才有机会彼此平心静气去讨论国家未来的终极问题。

从中共对沙文汉等四人的平反决定看，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共浙江省委，把沙文汉等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不是按照正常人的思想在行事，而是按照非正常人的思想在行事。这个非正常人的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一开头就提到的“共产主义幽灵”，“幽灵”这个词，也被译为“怪物”、“邪灵”、“魔鬼”等。 反右派运动的背后实际上是魔鬼在操控。它是魔鬼操控下毁灭中国文化精英的一场害人运动。

天上人间老板覃辉在美犯案被驱逐，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外戚曾获贪腐总教练江泽民的庇护。协助调查的金蝉脱壳计在美碰壁。（《人物真相》提供）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平民小子，看似偶然机会攀上高枝变凤凰，被人们称作隐形富豪，但却因轰动一时的京城惨案而声名远播。他每次遇到危难都能够全身而退，这次轰动...

古籍记载，大海有海眼，洪水就是从这泛滥出来的。大禹为了填塞洪水，以神土息壤堵塞海眼。自3月31日起，江西省会城市南昌连续出现大风雷电和强降雨天气。如4月2日下午，南昌主城区上空乌云密布，随之电闪雷鸣，据说一夜间出现4.4万次闪电。大雨夹着冰雹倾泄而下，导致南昌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列...

叶群把林彪每天随手写的、闲聊说的、口述的文字称为散记，甚为重视，时常整理、追记。在林彪的散记里，有军国大事、生活琐事，也有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其中就有对毛泽东的思考。一是，理论上使人迷糊。林彪读过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段话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

边走边看边观察的纪德，在两个多月的访问结束后，对共产主义的幻想彻底破灭。他如此慨叹道：“我想今天在其他任何国家，哪怕在希特勒的德国，人们的思想也不会比这里更不自由，更遭受扭曲，更胆战心惊，更唯唯诺诺！” 从幻梦中清醒过来的纪德在发表了《访苏归来》后，却遭到了苏联的“朋友们”的猛烈攻击。于是纪德发表公开声明，称：“我拥抱的是真理，假如党离开真理，我当即就离开党。”

中国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文革期间因创作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批斗、折磨致死。吴晗的外甥女吴翠小时候过继给吴晗，吴晗视如己出。吴翠在2016年第6期《炎黄春秋》撰文《吴晗一家的命运》，道尽吴晗夫妇以及他们的养子女在文革期间的悲惨遭遇。吴晗在政治上是北京市副市长，在文化上又是...

历史上中共对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毫无人性的阶级斗争说明人民早已丧失了基本人权；占人口80%的农民在胡温取消农业税之前遭受的半个多世纪的残酷压榨盘剥说明中共对人民完全是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而当代警察局里的刑讯逼供、大街上城管对小贩的暴力驱赶、政府门前下跪的群众、无钱治病而跳楼的患者、反抗强拆而自焚的业主，以及九亿多中国人月收入不足两千元的事实，都反复说明了当代中国人民的真实地位——1949年中共上台后，中国人民不仅成为中共剥削压迫和利用的对象，而且被迫像汉献帝一样成为中共对外吹嘘和对内洗脑的工具！

对共产党来说，在党性与人性发生冲突时，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性，泯灭人性。这是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基本规律。 这个党性是什么？就是与人性根本对立的魔性。 百年中共史上所有的冤假错案，都是在这种魔性驱使下制造出来的。 张志新的悲剧，就是中共魔性大发的结果。

从当年“毛主席指明方向”到今天“习*近*平指明方向”，非但没能在任何意义上证明中共党魁和中共的英明伟大，反而凸显了他们的狂妄自大自不量力和愚蠢无能。 试想，动辄指明方向，却事事搞砸；本国的事都办不好，却要给别国甚至整个世界指明方向，还有比这更搞笑讽刺的吗？

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谢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要“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组织介绍了当地“黑五类”分子的情况，同时也讲了谢“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的讲话精神。于是昌平县开始行动了，由最初的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发展到消灭一般的“黑五类”分子，直至乱杀家属。十几天时间，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在“文革”的“大破大立”宣传中，军报连续推出许多“英雄人物”，作为“正面典型”来反复宣传，并通过对他们的宣传、评价，往里注入渗进自己正要鼓吹提倡的东西，为此他们不惜将某些一般言行加工拔高和利用改造，借题发挥，或索性制造、编造出一套又一套“英雄行为”、“先进思想”和“时代语言”。 本文是由在部队从事宣传、文化、新闻工作50年，在《解放军报》社工作近30年的卢弘所写的。

1963年夏，我被街道的一间小喷漆厂临时借调去拉板车。该厂有一辆人力三轮车和一辆板车，三轮车由一名历史反革命余某专蹬，我只拉板车。某日晨一上班，车间主任就给我下达任务，要我把一个毛泽东半身像送还区法院。那像的体积比毛的真身小许多，但比瘦削的我的上半身还要大。我一人小心翼翼地把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