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紫娟叹了一口气，眨着眼睛不让眼泪掉下来：“这个……这个确实是经过很多挣扎……我走的时候也有犹豫，就觉得好像要抛弃他一样……（叹气）但根据我理性分析的话，一个是我在中国对他的维权，也是很难进行下去，还有考虑到孩子的将来，就不得不离开。”

我们有理由怀疑，王岐山戴口罩纯粹是装模作样。王岐山想必是接种过最好的疫苗，他很清楚出席英国女王葬礼根本用不着戴口罩，但是为了和习*近*平在国内搞的动态清零保持一致，所以才要戴口罩。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在9月8日公布新的防疫要求，从9月10日中秋节到10月31日，实施强化疫情防控5项措施，即便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也要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早就有网友指出：当局没完没了地动态清零，起先我们以为是为了防疫，其后我们发现是为了赚钱，再以后我们意识到其实是为了维稳。

2013年中美双方的监管机构终于达成了《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可以要求中国监管部门搜集中概股的审计记录。之后经过三年商讨，中美双方终于就中概股审计底稿达成了《试点检查合作备忘录》，并在2016-2017年试行了试点检查方案。但结果却令人相当失望——PCAOB在内地进行的试点检查，最终仍无法及时获得相关文件和证词，以便其检查员能够正常开展工作。原因正是中国官员隐瞒了信息，并给予PCAOB经删改编辑后的审计文件。协议最终拉倒。结果中概股出现集体“逃离”华尔街的大潮。

江泽民在十四大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之后，就又加快了扩大政法委权限的作法。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中，将中央政法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七项，其中包括“研究和讨论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等于是正式恢复了党委领导办案的毛时代的老套路。

文革结束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对谢富治和康生进行审查的决定。一直到1980年10月审查结束后，中共中央把谢富治的罪行向社会进行了披露，并撤销周恩来所做的悼词，同时还开除了谢富治的党籍，并下令将其骨灰盒移出八宝山。1981年，中共当局又以最高人民法院之名确认谢富治是“江青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十六名主犯之一，因其已经逝世，免除了刑事责任。

新冠疫情爆发这两年，中国通过核酸检测、健康码等工具实现了对人民行动的全方位控制，建立了世界最强“数字极权”。随机出现的严厉封控禁足，动不动就“紧急集合”测核酸，加上大群穿着白色防护服看不清脸的防疫人员，实在太像《鱿鱼游戏》中的场面。因为没有绿码寸步难行，人们不得不一次次排大队去测核酸，在深圳等城市甚至被要求每48小时测一次，所谓“鼻子都捅出茧子了”

使用核武器，特别是使用战术核武器，历来出现在（苏军）俄罗斯的作战想定中。俄军设想，在其大兵团进攻、有生力量被敌方聚歼，整个战役企图被颠覆，俄罗斯面临重大危机时，“果断使用核武器，扭转局势，转危为安，是未来进行战役决战时必须考虑的方案。”对比之下，中国近年来一些主流智库研究战略的学者也公开提议、修改核战略，改变以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建议在关键时刻“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2月22日的一家证券公司的电话会议上，沈逸说：“我们认为，俄罗斯单方面对乌克兰宣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在那时，美国政府根据它获得的情报不断地向世人发出警告：俄国要打乌克兰，而且迫在眉睫。对于这些警告，中国的专家们都嗤之以鼻。金灿荣说，美国一直谈论战争迫在眉睫，是因为美国希望欧洲乱，欧洲乱了对美国有利。沈逸则用特朗普给拜登取的外号“瞌睡乔”说，怎么“瞌睡乔”拿出的情报那么差劲。

第五波疫情下，移民人数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与去年七、八月暑假期间机场长长人龙比较，疫情关系新一波移民潮没有上几波的伤感离别画面，但实际人数早已过之无不及。入境处每日有提供出入境数据，但未有累积统计，幸好有独立评论员David Webb作出整理资料，我们可以更...

由于五四精英们的胡说八道，共产党上台后就可以吹嘘什么解放妇女，实行一夫一妻制。其实就是把西方的宗教制度引进来，比中国传统的一夫一妻制严苛、绝对了一些而已。这丝毫没有解放妇女，倒是让妇女没有选择地成为共产主义的螺丝钉。这叫解放吗？

当《队报》记者问到：自从她和张高丽的事情曝光后，中国政府有没有对她本人采取什么措施？彭帅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转了话题，说：我的个人情事、隐私应该与体育和政治分开。 令人玩味的是，她的这句话，是说给这家媒体听还是说给中国政府听？因为，正是中国政府让她的博文消失、并取消了她的微博账号，仅仅因为她披露了个人情事和隐私。正是中国政府，把她的个人情事、隐私与体育和政治挂钩。原因很简单，彭帅揭发的性侵、性乱主角，是中共（前任）政治局常委兼副总理，是最高利益集团的成员，位高权重。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考虑，能够吸纳外籍华人血统且专业成绩斐然的运动员代表中国队参赛，是非常合算的一件事，不仅节约了大量培养成本，夺金的成算也高了不少。从这些外籍华人选手来说，让这些年轻人考虑中国的政治因素拒绝机会，似乎也不大可能。这些运动员的父母多是自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1990年代初期出国的华人，不少就是公费选派的，他们出生于文革后期及改革初期，对中共政权的专制黑暗并无切骨之痛，当然也不会教育子女仇恨这个政权。如果获奖，随之而来的当然也是报酬丰厚。

有趣的是，冬奥期间中国代表队被发现有如谷爱凌等一些备受国籍争议的成员，去年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谷爱凌表示：“我这个外形和说话的方式，是完全的美国人，没有人能否认我是美国人。当我去中国的时候，没有人能否认我是中国人，因为我中文流利，对这里的文化也很熟悉，也完全认同中国人的身份。”为什么中国人会接受同时自称美国人的谷爱凌也可以代表中国？原来看来相当简单，就是她可以拿金牌。

徐州一向是拐卖妇女的"重灾区"。根据1989年5月出版的著作《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从1986年到1989年，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到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48100名。书中最令人惊诧的是徐州市出租车司机拐卖妇女大案。据书中所言，当年整个徐州出租车半数司机都参与拐卖妇女，只要从火车站拉到单身女孩就会转手给人贩子卖掉。这本书还明确写明了出租车属于"华航汽车出租公司"、"云龙旅游服务公司"和个人私营出租车。

医学专家纷纷表明，“清零”不切实际，“同病毒并存”是别无选择的社会现实和抗疫策略，与爱不爱国无关，总之不能扰民过甚，死守“清零”政策不放。以至《明报》在每篇评论后加上按语，表明文章旨在指出政府施政缺失，无意煽动仇恨，尽管不是免责条款，也不能阻止警方执法，但起码有助取信于法庭，从按语的角度理解文章的用意，尽力保护余下的言论自由。

清一色”而“完善”的立法会议员，都居然对政府的防疫政策完全无法理解，误解“清零”将会在可见的将来都持续，既不是只等更多老人打疫苗，也不是等待新疫苗，这不正是说明了，政府目标是什么，不要说普通市民不知道，连保皇党立法会议员都不知道吗？保皇党不但没有帮政府解画，反而帮倒忙，在散播伤害政府自己专家公信力的言论，甚至阻吓他们表达意见，这不是反映了目前香港的政治形势，是如何荒谬吗？

人类无法消灭新冠病毒，跟它共存根本别无选择，“清零”政策注定是行不通的“倔头路”（没出路）。不错，病毒不断变异，Omicron之后新病毒可能寻回强烈毒性，至今没有科学家可以断定，但到时若有需要大可改辕易辙，重推“清零”政策，但绝不能因为未来可能逆转，便放弃现在因时制宜，以适当措施应付眼前疫情，正如疫情伊始，未有疫苗，也不掌握治疗方法，断不能假定病毒会逐渐变得温和，而贸然采取放松对策，与病毒共存。

随着过去一年中共及作为傀儡的港府加大打击香港公民社会的力度，近月逐渐弥漫着失败主义及投降主义。近日在中大任教的著名时事评论员蔡子强的受访言论可以说是当中的表表者，简单来说，他将失败归咎于反送中以来的“激进”做法，这当然是本末倒置的说法，面对一个以非常激进方式想要消灭所有反对势力的政权，大家用较以往激烈的方式反抗，到底何错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