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多是贫困队，本身不具备接收知青的能力，农民只能将老队屋、猪牛栏屋稍加改造让知青住进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部分知青身体瘦弱，承受不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患病得不到医治，意外死亡不断发生。

众所周知，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就是废除高考制度。早在1966年6月上旬，报上就刊出北京女一中高三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其中提到要废除高考制度，建议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接受锻炼，首先取得工农兵给予的思想毕业证书，然后再由党从中挑选先进青年升入大学。紧接着，又有...

1966年他自杀身亡。他主编出版了中国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写过大量讴歌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不过致他于死地的罪名却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辑，手持舆论冲锋号，却成为文革的第一个牺牲品。他是邓拓。杜月笙曾说永远不要做政府的吹鼓手，因为最嫌你脏的就是政府。

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人人有权过他向往的幸福生活。——某国电影中律师的一句台词张守良殁于1968年夏，时年二十二、三岁。只知道他原籍河北，根据他牙床颜色估计是河北任丘一带人氏，因为水土的关系，那儿的男人牙床多呈紫色。大约是文革初期、1966年吧，张守良被...

共产党领导人把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唯有自己最正确这一点之上，因此他们就决不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一旦认了错就非下台不可。看一看中共的党史，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再加上后来的华国锋，中共的历届最高领导人，有哪一个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之后还能保住最高权力？

【按：文革中戚本禹害死了遇罗克，这段公案，乃是一个"历史眼"，让我们可以清晰地透视中共、文革、四人帮、王关戚、红卫兵、黑五类，直到今天这个"少东家王朝"之间的渊源和承继。】前文提到，发动文革有两篇讨伐文字，分别出自姚文元和戚本禹，后来人们管他们叫"文痞"，...

从十月三日凌晨二时至下午三时，黄天辉带着民兵把地富分子及家人捆起来，押往黄瓜冲山上的万丈无底洞坑口；地富分子及家人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推下无底洞。这场丧心病狂的行动，集体杀害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地富子女五十五人；最惨的唐正伯一户被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一人。

从八月底开始，大兴县有十几个公社大开杀戒，其中以大辛庄公社的杀人最疯狂：这个公社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成为凶恶的杀人魔王，他亲自用铡刀铡杀了十六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被他铡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用绳子套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脖子上，连勒带拖，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惨无人道的公社及大队干部，在几天内先后杀害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户被杀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令人发指的一大恶行。

六七年前，我曾问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位青年教师：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从那时候起，我便起意要做一部关于这类子女的书，通过这本书，让人们记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族群，并借此被遗忘的族群，了解一个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

他们本来和我八竿子都打不着，但作为同是军队干部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在一夜之间彻底颠翻，给我带来的思想震惊不亚于八级地震。电影“集结号”放映后流行一句话“组织靠不住”，而那时我突然感到“爹妈靠不住”。如果爹妈一摊上事，孩子跟着就遭殃。

50－51年，中共镇压反革命，三位比我大几岁的堂兄，也跟着以“反革命”罪名被捕，两位枪毙、一位劳改；他们是高中毕业未久的青年学子，较小的那位枪毙时才十九岁！

审判期间的江青【1980年】//江青当时申辩说：“通过丑化我，丑化毛主席，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妻子，38年整啊！共患难啊，战争的时候唯一在前方追随毛主席的只有我一个女同志。（现场有笑声）你们躲到哪里去啦？（现场又有笑声）” 《暴风雨...

1966年9月上旬，北京遣返运动进入了高潮，仅几天时间，就有近10万人被赶出京城。当时，北京站每天开出几十次列车，每次列车上都载有成群结队的被轰回原籍的“黑五类”分子。而在车站广场上等候遣返的“黑五类”黑压压望不到边。

由于遣返对象大都是下层人士，所以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中很少介绍，文革史学家关心的只是某些大人物与知名人士在文革时的遭遇，对于成千上万普通“黑五类”的苦难，他们是不屑一顾的。其实普通百姓的凄惨苦难，才是文化大革命最大最深广的不幸。

这代人最不幸的不是成长过程的种种折腾，而是遭遇了这个国家两千多年来最大的政策性改变：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和房地产大开发被驱赶上楼。

红卫兵崛起后，就将青少年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所谓“红五类”，是指出身于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的子女。而“黑五类”，是指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家庭的子女。不属于这两类的则称为“红外围”，顾名思义是红卫兵的外围组织，是红五类团结的对象和助手。

我爷爷的名字叫潘尔燊，字乐伯。燊字很难认，一般人读不出。但爷爷告诉爸爸说，他刚到黄埔军校时，蒋介石点名，燊字读对了。

1966年9月上旬，北京遣返运动进入了高潮，仅几天时间，就有近10万人被赶出京城。当时，北京站每天开出几十次列车，每次列车上都载有成群结队的被轰回原籍的“黑五类”分子。而在车站广场上等候遣返的“黑五类”黑压压望不到边。

由于遣返对象大都是下层人士，所以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中很少介绍，文革史学家关心的只是某些大人物与知名人士在文革时的遭遇，对于成千上万普通“黑五类”的苦难，他们是不屑一顾的。其实普通百姓的凄惨苦难，才是文化大革命最大最深广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