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我正住在北京我的女儿家里。有一天晚上，我接到李致的电话，说贺惠君去世了，我除了委托他替我送花圈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为这个噩耗惊呆了。我放下电话，不禁长叹一声：晚了。女儿听了，不知何意，我也不想告诉她。我回到我的小房里，不住地说：晚了，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