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18日晚7时多，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印制了五千份《最最最紧急呼吁》（通过同济大学印制，申请数为一万份），全文如下：全体在上海进行革命串联的北京红卫兵战友们：我们决定于九月二十日（明天）开展一场更广泛、更深入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毛泽东思想、十六条，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群众运...
如果把这种杀人者的兽性仅仅归咎于受形势环境影响也不完全对，这些人本来就是人类的渣滓，文化大革命给他们沉渣泛起的大好机会。几十年一直有一些有责任的公民想进一步调查这个事件，但一直受到阻挠。要求法办这些坏人的呼吁一直没有停止，但总有一股强大的势力保护他们。这些坏人有的已经见了阎王，他们在那里也会受到惩罚。有的已经风烛残年，在印证着不是好人变坏是坏人已经变老的规律。
红卫兵还冲进江苏常州西门公墓，砸坏了在那里的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坟墓，而葬于济南南郊的瞿秋白父亲瞿世玮的墓碑不仅给砸掉了，且坟也给平了。 死后不得安宁的瞿秋白的家人也同样不得安宁。不久，杨之华也被隔离审查，后被撤销北京户口，转到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监狱，其他亲属也都受到各种严苛待遇。1973年10月20日凌晨，72岁的杨之华在秦城监狱含冤病逝。文革结束后，中共给瞿秋白予以平反，只是一个“平反”就能化解了“九泉下仍遭受的莫大凌辱”？
我最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就是那一时期的饥饿！当妹妹满头粘着被造反派吐的痰液和鼻涕，从统战部食堂提回最后一盒饭菜时，家里便断粮了。接下来的日子都是在饥饿中度过，我杀死吃掉了最心爱的一群能飞行千里的军鸽，怀着巨大的恐惧，半夜里去拧断同学家老母鸡的脖子，进行了平生第一次偷窃，最后又把家里仅有的半罐猪油也舔得一干二净。
当时，江青不容许舞会这类活动。八月底时，她让毛不再组织舞会。 毛不久跟我说：“这下我做了和尚。” 自从停止舞会活动以后，毛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地方。短短数周后，他开始用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厅作为他消遣的所在。如前所述，他在人民大会堂内，有一帮“女朋友”，即各个厅，如福建厅、江西厅等的女服务员，她们轮流来陪他。因此，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毛依然故我，过着帝王般优哉游哉的生活。
重庆交电大楼（七十年代修复后）重庆市最繁华的中心区解放碑周围，现在已经是高楼林立了，而在文革前，这一带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楼房高度不得超过解放碑的高度。因此，当年这里所谓的大楼，最多也就是三四层楼的房屋而已。那时，解放碑周围的这种大楼中，最有名的是交电大楼。大楼原址本是福地...
谭震林是否在建政前背叛过中共，笔者并不知晓，但说其是叛徒的江青却在文革后被中共公开确认为叛徒，倒的确是个讽刺。而从后悔加入中共、跟着毛的谭震林所言可知，他是深知中共的残酷斗争历史的，因为他自己就曾经在肃反扩大化时，以莫须有的罪名，和项英共同合谋处决（用大刀砍杀）了原红12军参谋长林野夫妇。估计当同样的迫害落在自己身上时，谭震林才意识到跟着中共和毛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决定。只是上了贼船，了解了黑幕，方知下船是何等的不易！
沈阳市地方国营皮鞋二厂卫生所药剂师吴杰，原籍上海，从军队转业分配而来。吴本姓沈，因家贫从小被送给一吴姓地主收养，从此改姓。吴氏夫妇无生育能力，视之如同己出，供其读书学医，后参加人民解放军，转业后安排到该厂做药剂师。土改后吴家男人死了，剩下吴老太孤身一人，在上海不能生存，196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