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1979年，知青死亡25690人，非正常死亡占60%以上。官方统计即已如此阴森，何来青春无悔。电视剧里的浪漫知青生活，编导们自己愿意再过一遍么？前几年天津搞过一个知青展览，题目叫“青春无悔”，青春真的无悔吗？我哥哥、我嫂子都是下乡知青，尤其是我哥哥是六六届老高三，马上就要考大学了赶上文革，下乡七年修理地球，最美好的时光贡献给了农村。遗忘、回避都不应该，正视、思考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因此谁要说当年下乡至今“青春无悔”，是不是够虚伪？

“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王曦说，他感受最深的是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看到坝子上很多人家富丽堂皇，地板铺地，进屋还要换拖鞋，“我都不好意思进去，他们和我们过着天上地下的生活，我们是穿着补丁裤青黄不接地过来解放他们的，心里意识到有些可笑。”

笔者也是知青(乡龄八年)，一直关注“知青学”，但《失》书中一些数据仍闻所未闻，三十多年前的旧闻对我仍是新闻，一路发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若非读到此著，将终身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信息。如从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

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与一九七九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斗。”上山下乡在一九八○年被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一九七九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

有几个知青，看到缅甸政府军生活待遇极好，而且颇受当地百姓拥护，不像缅共走到哪都不受欢迎。哥几个投诚去了。缅共上报北京，周恩来让外交部照会过去。不料缅甸政府害怕中共那边报复，就将几个知青五花大绑地给送了过来。只有一人在过江时跳水逃脱，其他人则进了县大狱，以后就再也没了音信。

知青可以办病退，从农村转回街道然后等候分配。在天津市河东区大直沽街，一个街道知青办公室主任在其办公室安了一个床铺，一般男知青的问题解决不了，他所能解决的一般都是女知青。想转回天津市的女知青都必须经他奸污，他感觉美了才给办回城手续。后来东窗事发有人检举出他的罪行，布告上说他奸污了近百名女知青，结果被判了二十年徒刑。

有一个团的招待所所长、参谋长和团长，把许多女知青调去，说是给她们好工作，不干农活儿，有吃有喝，实际上三个人轮流干。一百多女孩子叫他们玩了。其中有个高干子弟告到中央，才把那几个家伙毙了。 自从发生这件事，我们才对那些无辜的女知青寄予同情。她们离乡背井，无依无靠，孤独难熬，没有出路而充满绝望，才被人使用小恩小惠与手中权力欺负与迫害。还有那些为了上大学和想离开这里的人，只好委曲求全，责任又怎么能放在这些可怜无助的弱女子身上?

宁夏固原县三师二团〝准解放军团队〞，当初让很多知青羡慕不已。过后他们发现，二团发生的冤案，在全国兵团里并不少见。军官们党性越强，知青越遭殃，越倒霉。他们整起人来，〝制造陷阱和阴谋〞，更加卑鄙无耻和残忍。

1967年冬天的一天，十几个北京知青乘坐一辆大卡车前往同心县（宁夏）。在坑坑洼洼的河沟中颠簸行进时，遇见一个乡下老头带着女儿徒步赶路。这对父女拦住这辆车，要他们捎带一段路。本来这伙北京知青不愿带他们，但经不住父女俩人的缠磨，便让他们上了车。走到马家湾时，汽...

1968年底，2．8万名北京知青乘坐“东方红号”专列到延安插队。在延安，至今还有好多知青们留下的后代。面对记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敞开了心扉，但大多数选择了沉默。

日前，中共官媒《学习时报》刊发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访谈录提到，当年习要带领村民修建“淤地坝”，但大多数村民反对，因此，习*近*平和村民王宪平从反对最强烈的“强硬保守派”入手，最后得以顺利建坝。港媒分析，习*近*平刚确立核心地位，并将迎来十九大后的第二个五...

1970年，国民经济完全搞垮了。国家已经没有力量给两千万年轻人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乱子，这才想出“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把我们放逐四方，连国家也挑不动的担子，叫我们十几岁孩子们瘦弱的肩膀扛住了。是我们撑住这倾斜的柱子，才避免了国家大厦的坍塌。

在红色价值观占支配地位的社会，能够主动自觉地反思历史、告别红色价值观的人群只是少数，而相当多的社会成员却出于种种原因，默认了新旧各种版本的红色价值观。当下在时事认知方面的社会分化，实源于人们的价值观差异，中俄两国皆受制于此。

文革开始知青大面积下乡到俺们那嘎达的时候，起先只能安排他们住在绝户房，就是3年大饥荒全家都没有过来的人家的房子，本来知情们是不知道的，后来不知道是被哪位老乡给说漏了嘴了，女知青当时就吓得尿了裤子。其实这不是个别现象，没有办法，后来各个村都把这些绝户房拆了，还是用这些绝户房的料，找个相对开阔一点儿的房基地，建成一个集中的大一些的院落，叫做“知青点儿”。

维权者沈雅琴被刑事拘留。（志愿者提供/记者乔龙） 上海数百名文革期间曾到新疆等地插队落户的回城老知青，日前到上海市社保中心请愿，要求与现上海市退休人员享受同等社会福利。请愿者与数十名公安发生肢体冲突，有人被打被抓，还有一人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 ...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本)，乃“知青学”集大成专著。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在于它对大量原始数据进行全面系统地归纳梳耙，整体考察，取精用宏，立桩深固。就资料而言，一册在手，“知青”可知。为全面概要了解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合适的综述性读本。

日前，作家朱维毅历时三年，采访了数百位“北大荒人”、查阅了近万份历史资料，根据史实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生命中的兵团》已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该书描写了20世纪60至70年代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中奉献过热血和青春的众生群像。上至师团级领导、下至未...

从所展高层内容之多就可以看出，该馆与官方关系非常密切，亦可能得到上层首肯。据称，展览内容大纲经社科院院长王伟光亲审，王还捐赠了照片和手稿等展品。对此，自由派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公开表示，王伟光参与策划，“无怪乎展览（有）强烈的文革歌德派倾向，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难一点都不提，罪恶全变成了伟业”。

人的生命，不离两件大事：饮食、男女。知青生涯中最记得的事是和饥饿有关，时时刻刻的饥饿感，老是觉得粮食要难以为继的担忧，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左右；其次则是避不开的“性启蒙”。

文革爆发后，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毛泽东发动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据这篇文章中的主角回忆称，呆久了才发现，那时乡下的男女关系 其实是很乱的，几乎每一对夫妇都有各自的相好，相互间心知肚明，互不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