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和父亲、弟弟一起擦锅子，猛然听见外面马路上锣鼓喧天，喊声大振。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即拿着锅子跑出去看，只见马路上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一长串游行队伍，游行者均是大中学生，他们臂缠红袖章，高擎交大反到底、红三司、红革会之类的大旗，狂呼滥喊着所谓...
就康生和陈伯达相比，江青对康生还是比较尊重的，我见过江青像“三娘教子”那样训斥陈伯达，没见过江青这样训斥康生。从总理起到普通工作人员，对江青，都称“江青同志”，而康生则经常直呼“江青”其名。这可能是从延安继承下来的习惯。但这并不完全表明，康生不尊重江青（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怕江青）。康生后来在公开场合，不仅称江青同志，甚至有时在他给江青的信上，竟写：“呈江青同志亲启”。这种称呼的变化是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1958年，我11岁，上小学（上半年4年级，下半年5年级）。由于生活在贫困、闭塞的中原农村，见闻十分有限。初中毕业前，我（包括我的许多同伴）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所以这里记述的，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只是当年我所在的那个公社、那个大队、那个生产队的一些情况。少年儿童集中营—&...
读了《炎黄春秋》2011年11期上胡治安先生写的《章乃器：政治运动中不失君子本色》一文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再读再思，一阵阵自责和良心的拷打油然而生，我痛苦地回忆着，反思着……那是1957年7月，我在杭州参加浙江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期间，突然接到一个重...
像丁乃光信中所反映的淅川县干部剥夺人民群众信访权利，还对给中央写人疯狂打报复的事，实际上在南阳专区“反右”斗争开展以后就突出存在着，只是到了1959年下半年后，南阳农村缺粮情况愈来愈严重，开始到处饿死人后，这样的事越来越多，打击报复现象更愈来愈严重了。 像丁乃光信中所反映的淅川县干部剥夺人民群众信访权利，还对给中央写人疯狂打报复的事，实际上在南阳专区“反右”斗争开展以后就突出存在着，只是到了1959年下半年后，南阳农村缺粮情况愈来愈严重，开始到处饿死人后，这样的事越来越多，打击报复现象更愈来愈严重了。
当时我查阅1960年文书档案的统计资料中，遇到了一份当时的“特殊案件”登记表，这又引起了我对这段困难历史的痛苦回忆。我感到我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又是办理这些错案的执行者，我认为我有责任把颍上这段公安工作历史教训写清楚，载入史册；否则，我们的后代还不知道当年的“特殊案件”是怎么一回事呢！但上级说：“这类内容（当时叫‘非正常死亡’）是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敏感性问题，上级有规定暂时不能编入史志。”我只能带着遗憾把文稿收藏起来。
在此我要特别提起1958年到1960年三年中，从内地送往青海的劳教人员2.5万多人，分散在38个劳改、劳教单位，三年中共死亡4159人，其中有1325人是因为右派问题被劳教的，他们没有能活到1978年平反昭雪（官方说法是“改正”）的那一天。人犯服刑期满，应该释放，可是中央制定的政策却是“多留少放”，刑满了也不得回家，被判了“无期徒刑”，否则那2000多人也不会死在青海高原。 本文所涉及的仅仅是省劳改局直属劳改单位的数据，不包括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也不包括州、县办的劳改、劳教单位。
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有人说饿死了120万人，有人说饿死了150万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文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