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说到高、饶的错误问题时，常一带而过，但是每次讲到高的私生活丑史，无论在口气上，或是表情上，都是显出极为惊羡而至为向往的神情。毛非常羡慕高用举办舞会的办法，借机勾引女人，和一百多个女人发生了关系。毛讲：“这种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节不亏，这种小节算不得什么。高岗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或把自己的错误说清楚，这点事无所谓，我还要用他。”

因为毛的外遇多，江又不能不想到，她的位置有可能被别的女人取代。刚开始时毛为顾及江青的颜面还偷偷摸摸的。但日子一久，便再也没那幺小心谨慎。江青就撞见毛和她自己的护士许多次。她作为一个女人，自尊心受极大打击，又无可奈何。她又不敢公然表示她的怒意，怕毛会不要她。有一次毛同我谈到江的病时，说：“江青就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讲不会的，可她就是放心不下。你看怪不怪。”毛并不了解他的风流行为伤了江青的自尊心，及带给江极度的不安全感。

开饭前一个半小时，中央警卫局办公室主任田畴跑来找我。他十分焦急。他说食品化验在菜中化验出氰化物，全部饭菜封存，厨房工作人员也全部不准离开，汪东兴要我马上赶去省委招待所。我赶去时，七张大桌上都已经铺好了白桌布。我走进厨房旁边一间食品化验室，各种菜、饭、酒、饮料的样品都放在那里，由北京带来的两位食品化验员，正忙得满头大汗。

他从不重蹈过去的足迹，永远另辟蹊径。无论是在私生活或是在国家大事上，毛总勇于追寻前所未有的途径。毛对历史有特癖，看得最多，常反复翻阅的是历史书籍。他看过很多遍二十四史，因此他惯于用过去来注释现在。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论，与我过去的想象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观点中，没有道德的顾虑。我在知道毛不但认同中国的帝王，而且崇拜令人发指的暴君后，非常震惊。毛不惜用最残忍暴虐的方法来达到目标。

我想毛清楚他的精神衰弱根源在生、心理两方面。他也相信精神慰藉的力量。小时有次他病重，他母亲带他到佛庙里去拜拜烧香，毛服下香灰后，就不药而愈。“我反对摧毁佛寺，”毛在全中国“破四旧”捣毁庙宇时跟我说：“乡里农民，小病挺挺就过去了。大病也不一定找医生，拜个菩萨，求点香灰回来吃。你不要小看香灰，给人的精神上的支持可大啊。”

毛保留着农村习惯，从来不刷牙，睡醒后，最多只不过用茶水漱口，叫他看牙医更是比登天还难。我想起，十月一日在天安门上，彭德怀走来同我说：“主席的牙齿像是涂了一层绿漆，你们要劝他刷牙。”毛有几个牙齿，用手指稍压齿龈，就有少量脓液排出。我怀疑毛为了讨厌看医生，天大的病痛也强忍下来，不肯吭声。可见毛是极能耐苦的人。

罗赶忙下了车子，跑到毛的车旁，开了车门，搀扶毛下车。毛瞪了罗一眼，用右肘甩开罗的手，申斥罗道：“不懂事，你去照顾宋庆龄副主席嘛。”罗急忙跑到宋的车前，宋早已下了车。罗又说：“王胡子这么大岁数了，手直抖，要把主席剪破刮破了皮，怎么得了？”汪说：“给主席做事的人，就是不好找。王胡子从延安干到现在了，主席不同意换人。换个生人在他眼前拿剪子刀子晃，他不放心。”

毛觉得每个人都该“吃苦”，包括他的女儿李讷、李敏，还有解放后养尊处优的领导干部。大部分的领导干部都是农工出身，数十年来为革命胜利而艰苦奋斗，他们已经吃过苦了。但毛觉得他们在当权之后就逐渐沉迷于城市的奢华生活，意志薄弱。毛认为，如果这些领导干部不再吃吃苦，就会忘记真正的中国。往后那些年中，他让他身边的人——我和领导干部们——吃足了苦。

他看到我的两鬓有不少白发，说：“你才三十出头，怎么白发比我的多？”我说明人体各部位的遗传特征不相同，人体各系统衰老的表现不一致，然后我说：“从头发上看，我比主席要老。”他哈哈大笑说：“你给我戴高帽子了。”他说：“你中学时就开始受美国人的教育，解放战争时，美国人帮蒋介石，现在又在朝鲜打我们，可是我还是要用你这种英美派。我要学外语。有人说学俄文吧，我不学。我要学外语，就学英文。以后你同我在一起，你教我学。”我表示同意。

后来我奉汪东兴之命陪同陈琮英同志到上海和杭州休息两个星期，以防她忧郁症病情恶化。当她知道我被派去做毛的保健医生时，她同我讲：“这个工作可不好做，千万谨慎小心。毛老头脾气大得很，而且翻脸不认人，没有人在他那里干得长的。江青这个人，是出名的骚贱货，待人刻薄，你千万别上当。在那个地方工作，一旦搞不好，出来，没有地方敢要你，弄不好还要坐牢。”

不久，毛岸青被其他医生正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住进大连一家疗养院，由北京医院一位护士全天候照顾。岸青与那位护士谈了恋爱。但家里早就替他安排好了婚事——毛岸英遗孀刘思齐的妹妹张绍华。心碎的护士只好被迫返回北京。

毛死前两个月，也就是七月时，汪东兴曾跟我透露要逮捕江青的计划。虽然汪对江表面上漠不关心，而华国锋也一直是客客气气的，但我知道他两人随时会逮捕江青四人帮。江青即使一副毛的权力即将在握的笃定神态，她心中一定是忐忑不安。只要政局未定，医疗组的命运也就难测，毛的死因随时可能成为互相指控的把柄。

我还记得在一九五七年和毛一起前去莫斯科瞻仰列宁和斯大林遗体的事。遗体看起来很干瘪。我得知列宁的鼻子和耳朵都腐坏了，只好用蜡代替。斯大林的胡须也脱落了。苏联防腐的技术还比中国先进。我不晓得我们如何永久保存毛的遗体。

其实这位女演员和江青没有任何关系。在1975年给阎长贵的结论中，就因这封信而定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好大的帽子！江青一生的痛处就是30年代曾做过演员，只要那时和她共过事或知道她底细的人，“文革”当中无一不遭迫害。对江青来说，阎长贵这位小字辈也在劫难逃，阎长贵的厄运从此开始。

江青来了个歇斯底里大发作。“这是成心不想让我休息！”她扯着嗓子命令随员，“走！通知机组，马上准备起飞，回北京！”吴法宪和军区领导人全都慌了手脚，不管怎样解释、检讨，江青就是不依不饶。万般无奈，只好向周恩来告急。周恩来在电话里劝了好一阵子，江青总算给了一点面子，答应天亮之后再走。

按：邓小平站起来破口大骂：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与其让别人把自己赶出去，不如自己主动一些，汪东兴黯然辞职。汪东兴：我决定还是自己辞...

邓小平站起来破口大骂：“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与其让别人把自己赶出去，不如自己主动一些，汪东兴黯然辞职。

“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一样。在文革中，总理说了很多赞扬江青的话。‘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总理喊出来的。连主席都说，总理有点怕江青。”

有一次给汪东兴看牙，从他的话语里，我才觉察到一些不寻常的“口风”。汪东兴待医生如客人，十分客气，总是先坐下陪我们喝茶，聊一会儿天。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医生犯错误是有的，但是不会害人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刘院长调离301 医院前，他才告诉洪主任：江青说，我和洪民给她吃了毒药，叫总后领导处理。总后将此事压下了，刘院长也将此事压下来了。据说是汪东兴保了我们。好在我们懵懵懂懂、糊里糊涂过来了。

当时邓小平和张春桥，两个人显然都是有实力的，可毛泽东谁也没有选择，而是一下子把无论资格、能力、水平都不如他们的华国锋提了上来，一下子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这是我的第二个不理解。我也因此很担心，华国锋够压住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