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7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三十六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篇出自毛泽东笔下的社论，第一次点出有一个章罗同盟，定罗隆基为帅上之帅，还说：&helli...

在邓小平的一贯逻辑里，毛是可以有错误的，但我邓小平是绝不可以有错误的。无论是反右运动、封杀民主墙运动、镇压“64”血案，件件都是由邓主导的。邓小平的传代继承人们宁可翻毛泽东定的案，也绝不敢翻邓小平定的案。而邓制定的“四项原则”，至今仍是中共领导人意识形态坚持不放的闸门。邓小平从谋权到集权，再到自封核心；从35年前的“两个凡是”，到35年来的一直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一路走来，历历在目。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红色记忆”禁锢下的中国，邓小平没有从集权、“改革”走向宪政。

电影导演彭小莲当年在美国纽约大学留学期间，交上了一个德国裔的男朋友。这个德国裔的男朋友在听彭小莲讲起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时，大惑不解地问：希特勒再坏，他害死的主要还是犹太人和外国人，毛泽东为什么要害死那么多中国人呢？我要补充一句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有史以来——而...

北京当局对于中美关系的态度似乎正在悄悄发生转变。 继人民日报25日启动《中美友好合作故事》作品征集活动，在历经多年来不断弱化英语教育后，中共中央党校主管的机关报《学习时报》近日却发文，颂扬毛泽东当年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下持续刻苦自学英语。文章指出，毛泽东还大量阅读外文报刊杂志与书籍。...

中国如今的难题远不只是经济。邓小平和同僚让他们的国家走上改革开放的路之后过去了四十年，他的后继者却倒转了头，而且政治与文化皆然。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开这种倒车会有多颠簸呢？打个比方，以前美国有边境公地放领，假如国家从边境撤离，会让领地垦荒的人多么心烦意乱？中国欧盟商会（Europe...

在强大的专政暴力下，对弱者的摧残是公开进行的，有组织进行的，社会道德整体溃败以文革期间为甚。抢劫强奸在闹市上公然进行，所有人都绕着走。在挤满人的公交车上，流氓对妇女任所欲为，只要手里有匕首，就无人敢管。每个人都极端自私，这就是以毛思想武装头脑的结果。每个人都学会使用阴谋阳谋，不择手段的坑害别人，踩着失败者的尸骨往上爬。只要是胜利者，就不被追究。集体性做恶，相互感染，将人性彻底摧毁。父母子女之间彼此戒备，夫妻之间彼此戒备，只忠于毛泽东。儿女揭发父母，对父母落井下石，成为革命，成为思想进步。

刘文辉，一名生长在上海的普通工人，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于1967年3月23日，他成为文革后国内被公开杀害的第一人。他的被害，是因为他反对文革，不仅称其是一场暴政，是一场祸国殃民、穷兵黩武的大浩劫，而且认定毛泽东正是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是残害人民、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暴君和独裁...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突然袭击”对毛的惊吓，在毛掌权后还是第一次。毛最害怕突然袭击，只有这才可能使他转瞬间失去权力。毛恨刘少奇，恨之入骨。他也恨参加会议的人，因为他们跟刘站在一起，迫使他改变政策。复仇成了毛刻骨铭心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在数年之后，毛发起文化大革命，让刘少奇、与会的绝大部分人、以及他们代表的其他干部，都饱受折磨，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就像江青所说：毛“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文革不光是复仇，也是大换班。

1951年5月下旬，中朝军队发起的五次战役以失败告终。联合国军观察到，志愿军先前那种咄咄逼人、连续不断的进攻浪潮不复再现了。横贯朝鲜半岛数百公里长的战线上，志愿军部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崩溃景象：武器装备丢得到处都是，伤员尸体被大量遗弃。队伍似乎失去了指挥、失去了方向，漫山遍野撒鸭子似的乱闯。到处可见三五成群零零落落的志愿军官兵主动向联军要求投降。这情形用“志愿军五月大逃亡”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不但敌人方面这样看。共产党方面的一些资料也印证了联军方面的看法。

一九七四年夏天，几位新华社记者曾经访问过延安。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他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这些要饭的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记者到原《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一九八〇年，四位新华社记者采访延安，要饭人数减少，仍然遇到八个要饭的。

我在内蒙古文革旧货地摊上购买的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因为中间有周的两篇对群众组织的讲话，也被中共安全部门定为“机密情报”。且不说把文革中到处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定为今天的“情报”有违中国小学生字典中对“情报”的定义；三十年前周在文革中七亿人眼下的政治表现，又岂是今天的安全部门能一手遮天的？最令人可笑的是：有关审讯人员为了把我的学术报告和美国的情报机关硬扯上关系，非要“穷追猛打”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是否受了CIA的资助，差一点把拥有数千名学者教授的AAS也打成了“间谍组织”。

龚正堂还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不久之后发生了“饥饿”。“1959年就饿了，草籽树皮都吃。那树皮吃进去，三天拉不出来，快要死了。去向周围村子里借，人家讲：你们那里‘馓碗卤’，还到我们这来找水找东西，根本不跟我们讲话。一直到1962年，还有人埋怨。现在没有人提这个事了，王干成也不在了，大家都想忘记这个事情。”

毛泽东曾多次邀请王光美陪他游泳。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王光美陪毛游完泳上来后，毛留她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毛说：“咱们一起吃吧！”刚坐好，江青回来了，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的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

赫尔利将他的椅子拉近毛泽东，近得连腿都要碰到了，“毛主席，和你不一样，我不是中国人，但看来我似乎比你们许多中国人更爱中国。为一个国家的福祉而工作，意味着必须将其置于自己的私利之上，甚至是政党之上。政党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野心，而是为了一国民众的物质改善。你们国家现在最需要的是真正的和平。如果一个人竟然摒弃他的同胞——对，他们有五亿——的唯一需求，只为了个人偏见，或者是为了自己党的荣誉，那就不仅仅是政治罪，也是道德罪！”

虽然中共聘用了数以百万计的网络管理员，高效清理包括自媒体在内的社会媒体中所谓“反党”或破坏稳定的资讯，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与西方关注中国情况的研究机构，如美国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哈佛大学及史丹佛大学等，都定期发布包括中国社会动荡、抗议事件与罢工等较为可靠的统计数字。中方统计局发布的经济数据，连国务院已故前总理李克强都深知有误导成分，反而是美国与日本的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不时透露更加“接地气”的数字与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