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9年8月1日的常委会上，林彪当着众常委的面说：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风、洗脑筋。对此，彭德怀应和道：改造思想赞成。总路线拥护。工作有消极面。显而易见的是，林彪说此话，并没有事先和毛泽东商量。当彭德怀随后提及军委应当掌握在一个得力同志手上。（我下来）这次...

1989年11月，85岁高龄的邓小平接见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写者时，回忆淮海战役说：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为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口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毛泽东的打倒刘少奇，确实是一部政治杰作。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为马，横加罪名，中国式政治游戏中的种种流氓手段，毛泽东几乎全都用上了。从北大学生贴出的大字报中获得灵感，毛泽东咄咄逼人的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比起当年启发文化人向党提意见时的欲盖弥彰，毛泽东此刻的矛头指向十分明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这样的定性，顺理成章地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林立果说：“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的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科学技术更得加劲。虽说咱们有了原子弹氢弹，卫星也有了，可人家又上月亮了。美国阿波罗登月的纪录片在一些机关内部礼堂使劲的放，到处发票。看完电影的人都有点两眼发直，让人家给震的，都看明白了，咱们可差得太远了。不光是登月，整个工业、经济、生活水平全差人家一大截。过去是真不知道，也从来没人告诉咱们实话，连听外国广播都是犯罪：偷听敌台罪。

当年共产党具体主持长春围城的有“五虎”分别是萧劲光大将，副司令陈伯钧，政委肖华，参谋长解方，六纵司令黄永胜，五个人无一例外在文革中或文革后清算受到迫害，7-18年不等的牢狱之灾，首虎萧劲光更是恶搞，最开始因为得罪林彪被整，被排挤，文革时却被打成林彪一党，罪名就是“上了林彪的贼船”，黄永胜更搞，他是我爷爷老上级，我爷说其实他不算林彪嫡系，就因为文革时说了句“大家要听毛主席的，尤其江青同志要听毛主席的”瞎参合，最后死在狱中。

据被称为林彪“四大金刚”之一的李作鹏回忆录中记载，那晚，周恩来给李作鹏打了四次电话，当时周只要有一点暗示，林彪都走不了。从别墅到山海关机场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堵一百回都能堵上。李作鹏后来对儿子说：“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

刘顺元本想希望林彪传递信息给毛泽东，下决心纠正左的错误；想不到林彪这个大人物听了以后，竟然很轻松地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死几个人算什么？”刘顺元非常反感，对笔者说：“从这次开始，我就认识到林彪原来是这么个东西、这么个货色了”。

在红卫兵接受大检阅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中第一次提到“破四旧”。林彪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第一，他得罪了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后，陆定一是首任中宣部长。毛认为中宣部是阎王店，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第二个原因，是得罪了林彪。严慰冰写的一份材料被送给林彪，林彪觉得笔迹很熟，送公安部做笔迹鉴定，才发现上述匿名信都是严慰冰所写。陆定一是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央五人小组组长、十人小组组长。他因此成为中共建政后第一场全国性文字狱的制造者之一。

文革结束后，刘学保的真面目也被揭露。他根本不是什么英雄，而是一个残忍的杀人犯。根据珠海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名案：1949-1995》一书披露，早在“英雄事迹”发生的第二天，就已引起有关部门的怀疑了。当时永登县公安局勘察现场后即发现，并没有“炸桥”的任何证据，便上报武威地区公安处军管会和省公安厅军管会，要求将该案“暂挂起来”。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种冷静的要求是很难得到赞同的。

因为这起恶性事故，王杰所在单位的“四好”荣誉也很可能无法保住，相关领导也将受到处分。正在焦灼之际，在整理王杰遗物时，师政委王德一发现他生前写了20多本日记。在回总部的火车上，他正好碰到济南军区青年部的部长，遂谈及此事。在向上级汇报后，这位部长在高层的授意下决定将王杰塑造成一个好典型，向全军和全社会推广。对王杰的吹捧由此开始。

根据中共的宣传潜规则，中共军队中一定是出了所谓“不忠诚不可靠的人”，所以才会有所指的发文进行批判，那么这究竟指的是谁？中共军队如何被其利用？又带来哪些“深重危害”？令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