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灯柱上装有大量监控摄像头。(2019年3月15日)据统计，中国街头设立了至少七亿台监控摄像机，相当一部分也有面部识别功能。这种环境使中国人觉得不自由了吗？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吧？但据说有些人不觉得天网可怕，反而说它给人一种安全感。这里面藏着一个颇有深度的问题：...

我最佩服制作组的地方就是：《Beholder》把一个极权体制掌控整个社会的过程刻画得非常完整。游戏中的极权体制会给主人公卡尔下发政府的法令，这些法令通常也是卡尔的财源，这样也就使得玩家将精力放在它们身上。如果我们将游戏中出现的法令连起来看，大概就能理解极权社会的演化史。

野夫告诉美国之音，1989年六四运动和1998年的民主党组党失败后，中国进入胡温时代，温家宝屡次谈到“政改”，当时的中央也讨论基层民主，民政部推进了海内外关注的村主任海选。野夫表示自己有例证，相信温家宝有真诚的意愿推动政治改革，而不是如外界批评的“影帝”现象。

在假想的未来，主人公温斯顿生活在一个虚构的、没有自由的、盛行极权主义的大洋国，内部的社会结构分为核心党、外围党、无产者三个阶层。政府分四个部门：真理部负责篡改历史，和平部负责发动战争，仁爱部负责施加酷刑，富裕部负责夸大生产和分配。整个国家实行高度的集权统治，人们的一切行为被电幕所监视，思想被控制，自由被剥夺，亲情被抹杀，爱情被沦陷，人性被泯灭。在如此极端专制的镇压下，人们的愤怒、不满、情绪得不到释放，只能通过对“老大哥”的狂热崇拜以及对国内外敌人的无限仇恨来进行宣泄。

极权统治有多么可怕和窒息？《1984》早已告诉了人们。在《梦宫》里，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也描述了一个类似的空间，它看起来并不算窒息，民众默默接受着一切，但它同样无孔不入：传说奥斯曼帝国有一个机构，由苏丹亲手创立，主管睡眠和梦，专门征集民众的梦。它对梦进行归类、筛选、解析（主要是揣...

我在网络上联系到一位阿富汗女性，她正身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名叫Khadija Haidary。我们开始通信。她只能和我发邮件，不能视频连线、打电话、在社交软件上发信息，因为这些对她都很危险。在一次来信中，她写道：“如果塔利班发现我们在联系，我就会因为在海外媒体上发表反对他们的文章而入狱。”

他们都是极普通的德国人，没有一个属于职业的纳粹党分子，极权统治来临之际，他们是如何生活、如何经历这一历史过程的?纳粹德国覆灭之后，他们又是如何认识希特勒统治和自己在这段历史中所作所为的?美国作家、记者米尔顿·迈耶在战后对德国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旅居采访，以《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一书对此进行了回答。迈耶对纳粹运动的考察结果是，纳粹运动使“小人物变疯了”。该书“堪称一份研究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生活的微观社会人类学报告，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观念的图景：纳粹体制如何在普通德国人的层面以及德国社会内部发生作用”。

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中国高中生，和当时的我何其相似。一方面，他们东施效颦般的拙劣表演令我感到滑稽；另一方面，我曾经做过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情，因而让我感到尴尬，却因为我们之间相似行为逻辑让我感到莫名的亲切。问题不在于缺乏反抗精神，而在于如何正确认识需要反抗的对象。一个人从粉红转变为所谓反贼的过程，就是在已经有较强的反抗意识的情况下，从反他国之体制逐渐到反本国之体制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不仅受到眼界的影响，还要看个人的资质。我认为，善于思考的习惯是很必要的个人资质之一。

qianbi04：在中国，每个人的抗风险能力都很差，因为几乎没有社会福利。如果没有一个很高的资产水平，根本无法产生安全感。在日本，在葡萄牙，我几乎可以在没有任何存款的情况下，对生活毫无顾虑。这点我在国内是完全体会不到的。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周三（24日）发布最新的人权报告，指极权主义正在崛起，并不止发生在中国领士上。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周三（24日）发布最新的人权报告，指香港继续利用严苛的《国安法》及《煽动罪》等针对民运人士，又认为极权主义正在崛起，不止发生在中国领士上，也不断向海外发出逮捕令，...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专制镇压层层加码变本加厉，进一步扼杀国家的经济活力，导致中国经济低迷，外商大举撤资。习*近*平近日声称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但专家警告，习*近*平施政逆转型，绝对垄断体制在刚性和脆性之间缺少变革的弹性，当经济恶化无法支撑镇压机器时，刚性统治就可能发生脆断。

暖夕酱：网传开封府前痛哭之人原来是钱仁凤。13年前被诬陷入幼儿园投毒案获判无期徒刑。如今冤屈得以洗刷，得到国家赔偿。然而对于那些当年冤枉她入狱的人，至今仍未遭受法律制裁，投毒案真正凶手仍逍遥法外，回想13年的青春时光和人生中最好的十几年，她悲痛至极。

党国最高法院院长张军：去年审结外逃人员回国受审案件371宗，追缴违法所得4.5亿元等……引群嘲：“这么多人才4.5亿？一个贪都不止这个数”“根除腐败且令百姓安心幸福的办法很多，但起码三条硬举必须落实：一是实施阳光法案（财产彻底公开）；二是所有公务员不允许有海外账户，如有必追责；三是巨贪入死刑。”

刚过80大寿的朱耀明牧师，在台湾生活了三年多，趁在台湾的大学当访问学人身份，撰写回忆录并出版。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谈到自己多年来抗争的心路历程，和争取民主特别占中运动的成败得失。但每谈到狱中的战友，他不禁再度哽咽，并向记者提供了一幅由黎智英亲自绘画的画作，他慨叹地说：“我们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