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教授认为，理解“民主”一词的背后深意和运作机制至关重要。要理解中国何以近年来在科技领域显示出与西方、与美国叫板的逼人气势，必须看到这些表象背后的决定性要素：一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大量借助来自西方的前沿科研成果和技术，二是挪用西方社会科技发展的方案。他指出，封闭的社会不可能有创造力，极权主义制度对科学的摧毁是持久的。

五月的樱桃已血红色了，今天，距离北京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绝食行动，也整整三十六年了。三十六年过去了，广场上的人群、口号、热泪与沉默，仿佛依然在眼前——但更强烈的是从未远去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革命？革命之后改变了什么？改变之后我们是否更自由了？所以我想说的...

这场反垄断诉讼让我们看见Meta的市场支配力，也看见它对言论、隐私、青少年心理与国际秩序的操控。当一个平台既能控制内容，又能影响选举，还能与极权政府合作审查反对者，那么它的角色早已超越科技企业，而成为无法被信任的资讯帝国。

要记着的是，他们害怕的并不是你真的推翻他们，他们害怕的是你制造了额外统治成本，一个王朝的倒下从不因为百年一遇的刘邦或者朱元樟，而是由大量的，细小的，失败的多次民变，屡积起来的创伤，成本与仇恨而导致的。你的言论的确不可能令政权覆亡，但你为未来某天政权覆亡铺路。 或者至少来个大麻烦。 太平天国杀不了清朝可足够让清朝带来足够的大麻烦了。 那到头来还不是一个乱说话的中年疯狂书生导致的？

那些恐怖命令的执行者“并非毫无生活意义的恶人，是的，他们签署了对无辜者行刑命令，但是他们也组织了幼儿园和医院，也曾亲自到工人的食堂检验伙食，他们之后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用俄罗斯民间的话说，“没有哪一颗有害的杂草总是有害的”。

22HomoPoliticus：抖音和TikTok，跟华为、中芯国际、比亚迪和宁德时代一样，都是典型的党国资本主义企业：披着民营资本的外衣与党国体制混淆不清。在党国资本主义里，你分不清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边界，也分不清企业和国家对边界。企业的触角伸到哪里，就是党国的触角伸到哪里。

何包钢教授指出，六四后中国出现了很多暴力论，在胡温体制经历了一些改革后，暴力言论减少了，直到近年又重现。他对暴力论在30多年后卷土重来“感到很悲哀。”他认为这是人们认为极权统治者绝不会主动实现民主，因此对政治体制改革感到绝望；此外，暴力论者相信暴力革命有合理性。香港抗争运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就是因为公民抵抗没有引起北京正面回应的结果。

写在2024年岁末之际，通过三个关键词理解中国未来：极权成本-政党信用-政治绝望1极权成本：中国今天经济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极权所带来的极高成本。每年，为攻打台湾所付出的军事开支与针对国内民众的维稳开支，这两项支出约占政府总支出的五分之一，而且每年都在高速增加，且不包括隐性的支出。如...

写在2024年岁末之际，通过三个关键词理解中国未来：极权成本-政党信用-政治绝望1极权成本：中国今天经济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极权所带来的极高成本。每年，为攻打台湾所付出的军事开支与针对国内民众的维稳开支，这两项支出约占政府总支出的五分之一，而且每年都在高速增加，且不包括隐性的支出。如...

研究民主与专制政权的专家提醒说，很难预测某个国家的专制统治什么时候崩溃。马塞尔‧迪尔苏斯是一位政治学家，他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书名《暴君是怎么陨落的》，他的论点是，专制政府的根基不稳，因为政府资源集中分配给少数既得利益集团以维持权力，虽然这种做法能维稳，但会让普罗大众感到愤怒。用迪尔苏斯的原话说：“在独裁政权中，稳定与混乱之间只有一条极为细微的界限，在这些政权中保持掌权每天都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

政权的维持和崩解，常是不对称的。盖栋楼需要三年，崩塌却只需三秒，在榨取式系统中尤其如此。当中共军队高官纷纷被抓，军心不稳，经济快速下行坠落，老习便正走在阿塞德走过的路上。所以网友建议，老习何不就趁川普发出参加就职典礼的邀请，带着妻女一起去美国，给川普个面子，顺势就住下了，甭回去了？“海湖庄园很大，容得下两家人。”是吧？

资料照: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灯柱上装有大量监控摄像头。(2019年3月15日)据统计，中国街头设立了至少七亿台监控摄像机，相当一部分也有面部识别功能。这种环境使中国人觉得不自由了吗？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吧？但据说有些人不觉得天网可怕，反而说它给人一种安全感。这里面藏着一个颇有深度的问题：...

我最佩服制作组的地方就是：《Beholder》把一个极权体制掌控整个社会的过程刻画得非常完整。游戏中的极权体制会给主人公卡尔下发政府的法令，这些法令通常也是卡尔的财源，这样也就使得玩家将精力放在它们身上。如果我们将游戏中出现的法令连起来看，大概就能理解极权社会的演化史。

野夫告诉美国之音，1989年六四运动和1998年的民主党组党失败后，中国进入胡温时代，温家宝屡次谈到“政改”，当时的中央也讨论基层民主，民政部推进了海内外关注的村主任海选。野夫表示自己有例证，相信温家宝有真诚的意愿推动政治改革，而不是如外界批评的“影帝”现象。

在假想的未来，主人公温斯顿生活在一个虚构的、没有自由的、盛行极权主义的大洋国，内部的社会结构分为核心党、外围党、无产者三个阶层。政府分四个部门：真理部负责篡改历史，和平部负责发动战争，仁爱部负责施加酷刑，富裕部负责夸大生产和分配。整个国家实行高度的集权统治，人们的一切行为被电幕所监视，思想被控制，自由被剥夺，亲情被抹杀，爱情被沦陷，人性被泯灭。在如此极端专制的镇压下，人们的愤怒、不满、情绪得不到释放，只能通过对“老大哥”的狂热崇拜以及对国内外敌人的无限仇恨来进行宣泄。

极权统治有多么可怕和窒息？《1984》早已告诉了人们。在《梦宫》里，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也描述了一个类似的空间，它看起来并不算窒息，民众默默接受着一切，但它同样无孔不入：传说奥斯曼帝国有一个机构，由苏丹亲手创立，主管睡眠和梦，专门征集民众的梦。它对梦进行归类、筛选、解析（主要是揣...

我在网络上联系到一位阿富汗女性，她正身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名叫Khadija Haidary。我们开始通信。她只能和我发邮件，不能视频连线、打电话、在社交软件上发信息，因为这些对她都很危险。在一次来信中，她写道：“如果塔利班发现我们在联系，我就会因为在海外媒体上发表反对他们的文章而入狱。”

他们都是极普通的德国人，没有一个属于职业的纳粹党分子，极权统治来临之际，他们是如何生活、如何经历这一历史过程的?纳粹德国覆灭之后，他们又是如何认识希特勒统治和自己在这段历史中所作所为的?美国作家、记者米尔顿·迈耶在战后对德国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旅居采访，以《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一书对此进行了回答。迈耶对纳粹运动的考察结果是，纳粹运动使“小人物变疯了”。该书“堪称一份研究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生活的微观社会人类学报告，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观念的图景：纳粹体制如何在普通德国人的层面以及德国社会内部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