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600万（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按各省官方提供的人口数据计算，1958年，全国就有172万人非正常死亡，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5万，至1960年达到顶点，非正常死亡为1...

记录：研究大饥荒的职业和业余史家另一种非官方史学活动的模式，是在官方档案资料难以获得的情况下记录被遗忘或者被掩盖的事件。致力于这种记录的人各式各样，有在学术界内部或者边缘以传统方式搜集档案的群体，也有依靠已出版但冷门的材料的记者，还有主要从事口述历史的非官...

一、周恩来对于各地大量死人和农民缺粮是知情的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天饿死人更多。也就是说1959年春天，大饥荒已经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在线挣扎，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

来点思想记者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欺骗亿万受众；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命，担起社会良心的重责。——杨继绳他是一名与众不同的研究型记者：35年来除发表了数以千记的新闻作品...

中共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四五年之久的大饥荒，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超过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将大饥荒归咎于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历史记录显示，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

李震之死和周恩来有关，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有关。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周恩来直接指挥的。正是周恩来的几次讲话，把“五一六”变成了莫须有的口袋罪，沉重地打击造反派，大力恢复各级官员的权力。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对于清查五一六运动自然不积极，想来对周恩来一派的做法很不满，故而很可能想挖出一批材料，以证明周恩来一派妄图否定文革。李震身处清查五一六运动第一线，知道的内情最多，因此被周恩来灭口。

周恩来得知信阳事件中有许多群众被饿死，而国家的粮库就在附近，采取了相反的动作，在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粮食部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过往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正式解密，对外公开。该项国家档案解密“三年自然灾害”因饥饿死亡的原始数据是3755万。和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估计的至少饿死3600万，非常接近。

大饥荒年代，全国有文字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达数千起之多。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极度饥饿，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按照孙经先的“科学推导”，刘少奇这些说法算不算“重大谣言”呢？

“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经过农业集体化和大跃进的中国爆发了饿殍遍野的大饥荒，导致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官方对这段历史持回避态度，将这场非战争时期罕见的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爆发六十周年之际，一批关注中国大饥荒的人士呼吁中共当局正视这段历史，...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老革命家、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5·16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对抗。

人被活活饿死的过程是十分痛苦的，把老百姓大量饿死的统治者是极其残忍的，是罪大恶极的。可是几十年来统治者及其维护者们为了淡化饿死人的残酷性，减轻统治者的罪责，用“非正常死亡”、“营养性死亡”和“人口减少”等似是而非、含糊其辞的词语代替“饿死”二字，以混淆视听，善良的人们不要听信这些骗人的鬼话。

公安部要员回忆：以1957年、1958年和1963年这三年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和1959年至1962年4年各省、市、自治区人口减少数，减去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外，即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数，1959年至1962年全国共有9600万为非正常死亡数。

和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不同，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和著名高级知识分子，却有合法的特殊照顾。能受到照顾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受惠最多的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名义下享受特需供应。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副秘...

看了网上最新的两张摆拍新闻照，不由得感叹这摆拍技术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报纸那样看不是倒过来了吗？回顾中共宣传史就是一部摆拍的历史。最有代表性的摆拍作品是雷锋，这个无论干什么都走入镜头的雷锋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模范…

1958年到1962年，在没有战争、瘟疫，气候正常的年景，因当年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过错，数以千万计中国人因饥饿而死。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是对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大概一个月左右，这个过程非常残酷、非常痛苦，相当于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

我曾看到一位山西老干部写的数据，说薄一波对山西用人的强力干预，薄不喜欢的人不可能到山西当一把手，山西几乎成了薄一波的“自留地”。当时很不理解，读了阎淮的这段话后就理解了。阎淮的书中写了很多选拔干部的情况。他们在选拔时是很认真的，也选了一些好干部。但是“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思想在多处体现。对薄熙成的任命最终还是他老子说了算。青年干部局只能“哑又莫言”。“大佬”说了算的任命制，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大佬”们“举贤不避亲”。有“大佬”们的坚持，哪里还有“伯乐”说话的机会？

邓胡赵体制，是这样的一种体制：胡耀邦和赵紫阳身处第 一线，一个出任党中央领导，一个出任国务院领导。在他们后面，由老人们掌握着重大事情的最终决定权。但是，这种领导体制，有名义权力的人没有 实际权力，有实际权力的人没有名义权力，而且第一线和第二线难免发生矛盾。所以，“邓胡赵体制”是一种不能长期稳定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