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上述的历史过程，再来反观当下，对于如今中国外交人员乃至留学生在世界各国表现出的种种战狼行为，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在文革时期就曾出现过。

由于乐松生的贡献，那时候他和荣毅仁一样享有很高的荣誉，有“南荣北乐”之说。当时乐松生是全国工商联主席，还当过北京市副市长，与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关系很好。可文革期间，乐松生被认定是剥削劳苦工人的万恶资本家，加上他与彭真的关系，他的处境自然不会好过。在1966年的一次抄家中，乐松生的母亲与妻子离开了人世，乐松生也重伤住进了医院。后来乐松生痊愈出院，但已生无可恋。两年后1968年，以非正常死亡的方式走完了他的一生。

文革时，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不幸成为第一个被打死的正部长级高官，这和毛泽东的一句话有重大关系。（《百年真相》提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他的一句话，可以使人生，也可以叫人死。当时，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不幸成为第一个被打死的...

1966年11月5日，愚园路311号，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包炮召集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工人成立工人造反派组织，我也参加了这次筹备会。这次会上，成立了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因为是党员和厂保卫科干部，当选为司令，潘国平也当选为司令。工总司总部暂时设在巨鹿路691号老中...

文革中的红卫兵疯狂地焚烧文物与古书。（网络图片）文革到底毁了多少字画文物？据民间初步统计：一个天津市在文革期间被毁的字画文物达220万件；而在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80吨！上海刘海粟珍藏字画当街烧了五个多小时……至于全国，十年混沌已...

卞仲耘1947年在华北晋冀鲁豫边区，参与武安县‘土改工作团’进驻十里店。十里店是“土改”时树立的一个样板。在此“土改工作队”组织下，由村委会执行，将四个地主押到河滩上，用石头砸死，然后扔到河里冲走。

还差一个指标。这时候谢文炳校长仗持自已是1949年前地下党负责人身份起来讲话了：“李政委，川大教授知识分子2/3都是右派，怎么这么多？如果信得过川大党委，能否给我们一点权限进行甄别一下？”李井泉轻声指着谢：“就是你呀，而且是总右派！”

1980年，国家文物局曾在内部举办过一个“四人帮”等人盗窃国家文物展。从数量到质量，康生第一，陈伯达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所谓盗窃文物，大多直接从故宫调出，或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直接拿走，或廉价购买。 我在府学胡同这个大院里生活工作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风风雨雨的十年基本在这里度过，经历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目睹了“四人帮”对文物的贪欲，大肆掠夺党和人民财物，用仨瓜俩枣的钱将贵重的私人物品占为己有。

郭岱君最后说，宋庆龄给毛泽东的七封信，详细说了些什么，至今中共还没有披露，为此我查阅《人民网》，对宋庆龄七封信之说，虽有提及，但恰似蜻蜓点水，掠过而已，令人注目的，倒是这几句话──“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庆龄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有此可见，宋庆龄晚年对共产党的失望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自从恢复高考考上大学以后，我就一直没离开过大学，一直没离开过教研工作，因而在朋友中间，被视为是读书算多的了（非褒义词——没听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吗？）。然而，当朋友问起我什么时期读最多书时，得到的答案不是他们所料想的或大学或研究生或博士生或目前任教，而...

沈阳法院的人要他们坐下，说是给他们办个学习班。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在教育她，说她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她和妈妈划界限。他要她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曾林林就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她说的。当时她心里很乱。那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她谈话的人，他们又嘀咕了一阵，又在上面写。写完之后。要她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

据《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披露，张志新其实并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囚犯，而是第三十多例。第一个被割喉管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他因为曾给校长提过意见，被校长串通学生诬告他强奸女学生，判处死刑。贾始终不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断喉管后再枪决，死时只有20来岁。

如同历来中共换届大会，越接近日期就谣言猜测越多，这次也一样。但各路人士分析来分析去，都在猜“人”-谁上谁下，谁会被扶起、谁会被推倒。过去“猜人”或许有意义，但这次20大不一样，我认为中共的大势已定，20大不管谁上谁下，带给中共的不同结果，顶多也就是三、五年的差距。就像1908年，...

文革是一个亵渎神圣的时代。许多原本在人们心目中是神圣的东西，都遭到了亵渎。但文革又是容易产生新的神圣之物的年代，几只芒果、一个橘子，都可能变成圣物。1968年，巴基斯坦访华的客人，送给毛泽东一些芒果，当然不会很多，一小筐、十来只而已。毛泽东对水果没有兴趣，于是转赠给首都工人毛泽东...

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每一选择几乎都与民族情感有关，比如对国共两面的评价，对美苏的评价，总是因了民族情感的过于强烈而在理性判断上有所偏差。想想40年代吴世昌对政治的理解和分析，再看他最终的选择，真令人感慨万千。 回到祖国4年后，“文革”开始，“吴世昌进‘牛棚’、下干校、受侮辱、触灵魂，备受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