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说俄国小说好，俄国小说也确实好。现在时过境迁，回过头来再看这所谓的"四大小说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比狄更斯和巴尔扎克高出一大截。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好，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像庭院，像花园，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游览其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是那种山峰式的好、深渊式的好。凡人至此，屏息静气。但是他们的"好"里，有一种病态；或者不如说，他们的"好"，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这种病态。

我知道中国有追求道德洁癖的传统，但是按照惯例，这是中老年人的嗜好，年轻人应该是整个社会里对此最淡漠的一群人。原因很简单，年轻人本来就处于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愿意尝试，愿意冒险，当然也就容易出错。他们天然地更叛逆，对训诫更反感，更愿意打破规则。当年轻人都有强烈道德洁癖，要求道德上的整齐划一时，冒险和创新的精神也就萎靡了。我们的年轻人拿着放大镜审查明星的下半身，西方的年轻人拿着放大镜审查公众人物的发言，一旦有任何不够"政治正确"的言论，马上打翻在地。

那些种田放羊的乡下男人，恐怕大部分都觉得塔利班的主张是正确的。就连那些政府军，恐怕大部分也觉得塔利班的主张是正确的。《人类简史》说人们需要一个大的story。塔利班能给他们一个这样的story，而喀布尔那些腐败的官员，却不能提供一个让阿富汗人信服的story。至于阿富汗女人的想法呢？在阿富汗历史上，她们的想法从来不作数。

世上很少有必然之物。哪怕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足够的明智，战争还是可以避免。一旦避免，随着时代流徙，形势变化，也可能根本不会再有世界大战。但是，七月危机是一场外交上的大失败。一连串的误判，一连串的冒险，最后把各方都逼到了死胡同，闪无可闪，避不可避，只能和黑暗命运劈面相遇。

我觉得就是因为公域里的夸张，才导致了私域里的羞怯。真情实感被做作和夸张污染以后，就像落在泥泞里的雪片，怎么看怎么脏。你就算真有满腔的爱意，说出口的时候也会显得假。

我经常很奇怪，为什么我觉得那么重要的问题，他们居然一点都不在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隔膜。困扰他们的大问题，和困扰我的大问题，不是同一个问题。我在意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太抽象太不着边际；而他们在意的东西，我往往又缺乏切实的体验。知道和体验毕竟是两回事。

久.莫尔多瓦是一个很有名的讽刺作家。要是光看《会说话的猪》，你可能会以为莫尔多瓦就像奥威尔一样，是反乌托邦式的作家。其实不是这样。莫尔多瓦是一个忠诚的左派，也是匈牙利领导卡达尔的铁杆粉丝。在1956年匈牙利事变中，他也是支持苏联一方的。莫尔多瓦写《会说话的猪》，主要是看不惯官僚主义。

我在上学的时候，见过都二十多岁了还因为在校园角落里接吻，而被保卫科像撵鸡撵狗一样乱撵的大学生。而直到现在，我也经常读到学生被校长抓来就剃头之类的新闻。从来没有被人真正尊重过的孩子，怎么能在长大后懂得尊重他人呢？而他们是未来的主人翁。

日本攻打中国，就是一种毫无道理的疯狂，首相近卫文磨也觉得这是疯狂。攻打美国是更大的疯狂，连山本五十知道这是扯淡。可是没有人能制止。政治家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往悬崖里跳。回溯起来，这一切灾难的源头，就是日本在大正时代，错过了那个窗口期。大正时代是唯一能够把日本政治带上正轨的机会，结果被放弃了。就这样，日本和中国都错过了一个窗口期。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人就是会习惯，至少大部分人会习惯。当周围的人都觉得这样没什么的时候，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你开始会惊骇，会愤怒，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这么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错了而大多数人才是对的。既然犹太人这么坏，犹太人对德国干了这么多坏事，犹太人对世界的污染作用这么强，除恶务尽又有什么不对呢？就像我们当年不也习惯了么？阶级敌人这么坏，游他们的街又怎么了？拿皮带抽他们又怎么了？就算真打死了又怎么了？

有的时候，我真的想跟那些小粉红们说说，我为什么对美国恨不起来。我知道国家之间有利益冲突，我知道地缘政治的博弈，但是我也知道，有一群美国人当初告诉过我们，我们的空气是非常危险，有一种叫pm2.5的指标严重超标，应该想办法，应该去治理，应该去净化，应该戴上口罩，否则人们健康会严重受损，孩子们的健康更会严重受损。而我们的媒体告诉我们，这些美国人在撒谎，在捣乱。

以前的世界领导者是英国，二战后是美国。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它们都有一套稳定的制度，不会忽然出现某个狂人，所以它们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