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杂志《炎黄春秋》原副主编刘家驹曾撰文《〈雪白血红〉蒙难记》记载了这本书从撰写到作者被抓的历史。此书有一些实事求是的描写，如共军并非伟大、光荣、正确。如359旅把他们在延安南泥湾种的鸦片，带到东北做军费开支等。刘家驹披露让写书的是共军总政，抓人的...

喜新厌旧，始乱终弃是毛泽东性格中很突出的一条，没有一个朋友他能相处得长，当他的朋友是一件很倒霉的事，因为他最终会将这些朋友一一搞掉，彭德怀、张闻天、刘少奇、林彪全都没有好下场，真正有始有终的也就是一个康生、一个柯庆施（死得早）、半个周恩来。文革中，彭真首先被毛泽东清洗，他心中无限不服气，委曲鸣冤说自己是当年在延安第一个高呼“毛主席万岁”的人。此事并没有其它人证，也没有确切的时间地点场合，估计不会有假。但毛泽东毫不为动。

毛泽东心目中的“文化革命”，具有较多的政治清洗色彩或较多的高层权力斗争色彩。思想文化问题只是它的切入口，而政治领导权问题才是它的核心所在。而林彪的讲话应该说摸到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用意，即要解决中共高层内的领导权问题，要搞掉中央“一线”上的刘少奇等人。

从一次小型宴会看彭真的狼子野心：五十年前的1965年15人在北京饭店吃这样一桌菜要花多少钱？1967年9月“北京饭店把八一八斗批改联络站”在大字报中给出了答案。文中还说，里面最贵的是一列谭家菜的“烤鱼翅”，要150元。

1945年，美军航拍下的天安门和长安街一带。可以看到天安门、故宫等建筑群，右下角的建筑为长安左门。 北京，古今名城，多朝帝都，城市历史几可追溯至3000年前。秦汉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北方重镇，自春秋战国时期被燕国立为国都始，先后称蓟城、燕都、燕京、大都...

毛泽东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这颗射向彭德怀的重型炮弹即将发射之时，于1965年9月接见彭德怀并安排他到西南三线，并非人们常说的“国有危难，便要重用彭德怀”，并非让彭德怀在三线搞出点“名堂”，将来可以带兵打仗，而是毛泽东精心设置的一个圈套，或者说是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这样做既可以方便自己在北京动手，又可以撇清自己的责任，还可以为以后监视、囚禁、批判彭德怀埋下伏笔。

王瀑声等人秉承邓小平、彭真的旨意，先将“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大帽子扣在邱会作等人的头上，以所谓邱与林彪关系“密切”就属于“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甚至大言不惭地说：“你是林彪的亲信，当然就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你当总后勤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林彪安排的，这就是证据！”

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英若诚检举了自己当过国民党军官的哥哥，致使哥哥被捕。他没想到的是，哥哥竟然被枪毙了。这么多年，越到晚年，他就越被这件事所折磨，无法释怀。英若诚专门监视与他交往的外国友人。白天他与外国友人把酒言欢之后，晚上他会和妻子写出一份长长的报告交给安全部门。上世纪50年代，因为他的报告，一对在清华大学工作的美国夫妇被捕，受了四年的牢狱之灾。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习仲勋和彭真闲谈。习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习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彭说：“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

世人往往都把五七年那场反右浩劫算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帐上，殊不知“阳谋”的真正帮凶是邓小平和彭真。邓彭两人是仅次于元凶毛泽东的“阳谋”第二第三号刽子手。

赵紫阳六四下台的大背景是文革后形成的双峰政治，即陈云意识形态派系，与主张改革的在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邓胡赵体制长达十七年的明争暗斗。到六四时，邓胡赵体制瓦解，陈云派胜利。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打算再废江泽民，陈云明确表示，江李体制不能变。薄一波也反对，说“事不过三，你已换了三位领导人了。”)向邓反映了赵紫阳不少问题，但邓小平当场明确表态，“不能倒赵”。而邓回北京后不久即向赵提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下来。杨继绳说，“如果没有六四，赵紫阳将会成为真正掌握权力的党和国家一把手。”

康生（1898-1975）是文革期间中共极为重要的核心领导层成员，同时，也是一个至今尚未研究透彻的人物。 一九八〇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如此评价康生： “康生，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七五年病死。山东省胶南县人。...

从1949年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毛泽东对公、检、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是十分重视的，始终把它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别人不得干涉。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要“彻底砸烂公、检、法”，特别是他亲自领导、关怀有加的公安机关，有五大原...

50年代政府开始拆城墙，林徽因直闯彭真办公室，为保护城墙据理力争。彭真说不过，亮出底牌：“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今天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53年左安门被毁，54年庆寿寺双塔被毁，56年中华门被毁…哗啦啦，老北京一下子面目全非。

据王光美介绍，她陪同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三国，时在1966年3月22日到4月19日。这段时间，国内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刘少奇一概不知。正是刘少奇出访的这28天，中国历史进程发生了巨变，以政治“清洗”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并非彭真曾用语“文化革命”），被...

【底线】1980年9月8日，彭真（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彭真说，起诉书所列的犯罪事实，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开了。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上的错误。邓小平说：“起诉书的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这一点要特别慎重。”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期间，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旋律时，毛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旋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是，建政前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明确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王占阳：【历史真相：“永不翻案”是毛泽东规定的检查词句】据胡耀邦之子胡德华：“1971年‘九一三’之后，周恩来请示毛主席解放一些干部，毛主席有心结，要求被解放的干部一定要写检查，而且最后一定要有类似永不许翻案，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词句。”小平就是按照这个“规定动作”写了检查才得以复出的。

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本书对于研究文革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这本书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多年来致力于文革史研究的卜伟华在其个人博客中撰文《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几个问题》，发表他对这本书的看法。其中谈到中南海内“...

【答题解疑】“1966年文革初起时，我曾请教张国焘，他常用最简单几个字，答复我的问题。例如，问：毛泽东如何？答：润之一天没有登基做皇帝，是不甘心的。问：林彪如何？答：他不是这种料子，不会久的。问：周恩来如何？答：恩来善泳，他自称弄潮儿；凡是善泳者，有时难保不会失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