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动身去中国之前并没有写书计划。在北京时这个念头在心中一闪而过。回到了美国之后，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个想法。所以我把这个谢辞内容划分成三个阶段：去中国前、在中国期间和离开中国后。第一、二个阶段对本书做出重要贡献的朋友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帮忙我。

广义上讲，在八十年代我们把它当作盟国，允许有限的杀伤武器和民用技术出口给中共，没有引起太多的麻烦。九十年代，我们开始发现它是个武器扩散国，于是我们开始对敏感的高科技采取控制措施，不过为时已晚，漏洞太多，防不胜防。

那架轰炸机朝跑道下滑时发出的噪音震耳欲聋。这是一九九九年八月初的某一天，地点在北京郊外的一个空军基地。透过灌木丛，看到一架我现在认为是ＦＢＣ－１式的飞机，人们称作「飞豹」，或者说得好听点儿叫做「空中长城」的军用飞机。站在三十米外打量它，我不得不装成好像在抽烟歇息片刻的样子，意识到我可能是第一个近距离看它飞行的美国人。

二○○二年五月三十日，思科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收到一位名为刘雅雅（Ann Lau）的女子提出的股东提案（shareholder resolution）。刘雅雅是一位来自香港的人权活动家，现居住在南加州。刘在异议人士中作为网络代理人。这个股东提案是从环保人士那里学来的。理论上讲，一旦某家公司在公众面前蒙受羞辱，它会采取行动补救的。

以上事件不是孤立的，对中国异议组织网站不断增加的攻击可能只是一种演练。中国大陆每年举行的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都是以「信息战」开始的。集结来自各大军区的特种作战单位，发起针对台湾通讯系统的大规模攻击。例如，驻扎在上海的信息战部队将负责攻击台湾的无线通讯网络和双重编码口令。

当中国大陆互联网之父可不是件容易事。孩子们跑来跑去，船桨拍打着湖面，空气中弥漫着烤羊肉的味道；而麦克．罗宾逊这位年轻的美国计算机工程师，僵硬地坐在什剎海前的岸边，面对空无一人的咖啡馆，低声说着中国大陆互联网受到管制的事：「哪个更好呢？极权监控式的互联网？还是根本就没有互联网？」

在中国很容易结交朋友。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在北京城的西北部遇见了艾德。

清晨时分的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初升的太阳把光线洒在可以供二十人就餐的大宴会桌上。当中国服务生端着盛满水果和糕点的大盘子小心翼翼地来回穿梭时，客人们开始鱼贯入座，他们都是一些屈指可数的美国各大公司驻华首席商务代表，诸如波音、大通曼哈顿，也许还有福特，以及美国国会代表团的所有成员。

接下来的星期一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妻子已经从紧张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使馆区的示威事件简直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周末，与每一个中国人接触的过程中都使我们有血债血偿的感觉。

我经常被描述成「中国批评者」。虽然我不认为这个角色定位是正确的，但是我的确在这本书中针对中共领导人和支持其作法的人们提出许多评述。

国际接轨改变不了中共张清溪在这个号称「信息爆炸」的时代，威胁要以「非和平手段」对付台湾的那个自称「和平崛起」的中国，却以举国之力「封锁信息」，让人性贪、恶的一面在黑暗中得到滋养与掩护，产生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新」中国。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这里，有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