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的扉页写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个幽灵戴上“自由”、“进步”、“觉醒”的面具，蛊惑人们反传统、反道德、反神，为时已久；它从意识形态、文化、艺术、经济、科技、传媒等方方面面“统治世界”战略的实现程度，在“幽灵资金”操控的媒体的掩盖下，已经远远超过了各国普通民众的认知。 最后的审判越来越临近，正邪大战的决战号角已经吹响。当众人发自内心的唾弃共产主义魔鬼，人类才能重新真正向善、回归神。

先看看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赵玉书为了“大跃进”，不顾人民死活，盲目蛮干造成的。为了“大跃进”，他动用专政工具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一个40万人口的县，他就下令公安机关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多人，批斗2000多人，打击所谓反革命366人。

重庆市涪陵区李渡镇红星村三组，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为四川省涪陵县马鞍公社妙音二队。当时有73户家庭，299人。1959年至1961年间，除孤身老人朱吉云在敬老院病故属正常死亡外，因食物短缺，先后患浮肿病致死的有44户、75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60%和25%。其中男51人，女2...

最令人不解和恼火的是，每日三餐本来就吃不饱，竟然有人独出心裁，“发明”了什么双蒸法，这种方法，把人坑苦了。蒸窝头时，先把玉米面蒸熟，然后用开水烫面，再做成窝头蒸熟。卖饭的人，用手很难拿起来，因为太软了，只好手持一把小竹铲子，把窝头铲起来，放入碗里。没有牙的人，吃着合适，一点咬劲也没有，像吃凉粉一样。做米饭时，先把米用水淘一下，放在屉上蒸熟。然后，再煮成粥状，捞出来放在屉上蒸熟。

三年饥荒和文革时期中国都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文革时期广西甚至有上千人被吃，这种情况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而欧洲则鲜有大规模吃人事件的记载。（参见中国食人史）而且某些令人发指的反人类行为在世界上都罕见，在这里举几个例子：隋代末年，"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

像丁乃光信中所反映的淅川县干部剥夺人民群众信访权利，还对给中央写人疯狂打报复的事，实际上在南阳专区“反右”斗争开展以后就突出存在着，只是到了1959年下半年后，南阳农村缺粮情况愈来愈严重，开始到处饿死人后，这样的事越来越多，打击报复现象更愈来愈严重了。 像丁乃光信中所反映的淅川县干部剥夺人民群众信访权利，还对给中央写人疯狂打报复的事，实际上在南阳专区“反右”斗争开展以后就突出存在着，只是到了1959年下半年后，南阳农村缺粮情况愈来愈严重，开始到处饿死人后，这样的事越来越多，打击报复现象更愈来愈严重了。

当时我查阅1960年文书档案的统计资料中，遇到了一份当时的“特殊案件”登记表，这又引起了我对这段困难历史的痛苦回忆。我感到我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又是办理这些错案的执行者，我认为我有责任把颍上这段公安工作历史教训写清楚，载入史册；否则，我们的后代还不知道当年的“特殊案件”是怎么一回事呢！但上级说：“这类内容（当时叫‘非正常死亡’）是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敏感性问题，上级有规定暂时不能编入史志。”我只能带着遗憾把文稿收藏起来。

在此我要特别提起1958年到1960年三年中，从内地送往青海的劳教人员2.5万多人，分散在38个劳改、劳教单位，三年中共死亡4159人，其中有1325人是因为右派问题被劳教的，他们没有能活到1978年平反昭雪（官方说法是“改正”）的那一天。人犯服刑期满，应该释放，可是中央制定的政策却是“多留少放”，刑满了也不得回家，被判了“无期徒刑”，否则那2000多人也不会死在青海高原。 本文所涉及的仅仅是省劳改局直属劳改单位的数据，不包括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也不包括州、县办的劳改、劳教单位。

中共官方将于周五（1月17日）发布2024年宏观数据。彭博社报导，最新调查显示，包括花旗、摩根大通等主要华尔街银行经济学家预测，中国未能打破通缩循环，中国2024年将连续第二年通缩，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2025年。彭博调查15位分析师分析，中国现在正处于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长的...

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有人说饿死了120万人，有人说饿死了150万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文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10....

共产党的"暴力革命"理论，是有着致命的逻辑悖论的：共产党追求的是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共产党却要靠暴力和杀戮来实现它。难道靠暴力和杀戮，靠残害他人生命的团体，双手沾满了别人鲜血的人，又怎么变成了代表公平、代表正义的化身的呢？历史和事实都血淋淋的告诉了我们：靠暴力、靠杀戮是建立不起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的，它只会带来对人民的奴役和屠杀。

对于造成所谓的“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苏联逼债说”是中共官方的一个长期的舆论观点。在中苏交恶的那些年，尤其如此。可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能够证实“苏联逼债”的存在，官方正式文件也从未正式谴责过“苏联逼债”。 不仅中共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没有只言片语提及，就连上世纪70年代《人民日报》谴责苏联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无情逼债”之际，也不见提到其曾对中国逼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