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看不到电影，毛却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解放后”的，“解放前”的，香港的，西方的。他特别喜欢坐在家里欣赏戏曲。名角儿们便从流放地被召回，在空荡荡的北京电影厂、电视台摄影棚里，专为毛录音拍戏。没人对他们解释为何来演唱这些早就被禁的“反动黄色”的东西，只有人警告他们不许问问题，不许交谈，不许向任何人提起。录像由电视转播车从毛的住宅外，直接发送给毛独家欣赏。

署名“北海青年”的文章《杀人魔王：中国的贝利亚——周恩来》曾披露了周恩来爱吃活人脑和“周公汤”的来历。在文革末期，周恩来病疾缠身大量食用“周公汤”。从这样以食用少男少女的新鲜大脑作为延年益寿补品的恶行看，周恩来不正是个魔鬼化身吗？

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邓回京不久便同周恩来和叶剑英建立了自己的“联盟”。这三人中，邓、叶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纣为虐的人。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厅”改名为“向阳院”，意思是心向红太阳毛泽东。他唯一的养女孙维世在文革中受到监禁，原因在于她曾给中共高层做过俄语翻译，见过许多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毛怀疑他周围所有跟苏联有来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来。江青落井下石，因为孙长得很美，毛对她也似曾有意。孙惨死在狱中。

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当时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中共建政者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而制造空难的重要原因是毛不能容忍任何人与他分享权力，因此要除掉对其构成潜在威胁的王若飞。王若飞是抗战胜利后，与毛、周一起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其在中共党内比毛的资格老。为了除掉王若飞一人，其他人也不能留活口。叶挺夫妇和孩子的命运也由此注定。或许是因为做了亏心事，空难中的王若飞、叶挺都被中共列入了“英雄模范”人物的行列。

按照往常，林彪总是要比毛泽东提前几分钟到场的，这一次，他迟到了。按照往常，林彪要在天安门城楼上送毛泽东离去后才会返回，这一天，他早退了。我们看到林彪的车开出去不过半小时就返回了毛家湾。秘书们感到惊讶。据跟随林彪上了天安门的内勤小毕说，林彪坐下不一会儿，毛泽东就起身去了休息室。少许，林彪也起身回了毛家湾。

从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

周恩来战战兢兢侍奉毛泽东，小心翼翼讨好江青，已经到自贱自轻的地步。周恩来向邱会作传授做官经，也是周恩来潜心研修多年的“黑厚学”，他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为了迎合毛泽东，周恩来可以牺牲任何人。让无辜之人，罹无妄之灾。文革期间，被投入监狱的上层人物，大多由周恩来下令逮捕。包括贺龙、王光美、杨成武、余力金、傅崇碧等。

左权主动“求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与其头上的“托派份子”的帽子有关。1941年的一个晚上，左权找到彭德怀，流着眼泪说：“王明在中央，我永远也翻不了身！”当年，他再次写信向中共高层和毛申诉，但却没有收到任何结论。心灰意冷的左权很可能借战争之机，选择了轻生之路。

有人转发一则旧闻。我说：不要责怪两位特派记者，要怪就怪萨达姆太不争气了。

为了弄清事实真伪，调查组的刘旭等人又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的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为此，当地群众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陈二鬼子”。

前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是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大内总管和狗头军师。有消息人士说，薄熙来是曾庆红的前台打手，而曾又是江泽民的代言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曾庆红之父曾山是中共的一个大特务，曾经奉中共中央之命，在1944年重庆蒋中正国民政府最危难的...

国内的学者们无论怎样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言行辩护，都无法抹杀一个事实，即周恩来的的确确积极参与和推动了“文革”的发展。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管家，毛泽东的许多设想最后都是通过周恩来具体操办予以实现，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予以考察。

以道德面貌、谦谦君子的形像遮盖自己的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毫无道德。当不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没人能辨别出来。周恩来“人情味”的表现同样如此。

“三国四方”是借用“抗美援越”时期常用的称呼。“三国”指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四方”是因为越南南方、越南北方要算两方。一九七零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召开秘密会议，借用“三国四方”的说法，“三国”是指南京军区空军、上海空四军、浙江空五军。“四方”是指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原南空政委江腾蛟、南空副司令周建平、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他们于一九七一年在上海岳阳路少年科技站开过号称“三国四方”的秘密会议，会后根据林立果的旨意，写成了《“五七一工程”纪要》。

据王光美后来披露，起初是毛泽东企图联合刘少奇搞掉周恩来的，但是刘少奇居然意外地拒绝了，于是毛泽东就反过来联合周恩来搞掉刘少奇。早就深感危机重重的周恩来自然会把握机会并一口答应，更何况他跟刘少奇早就势同水火，搞倒这样的仇敌自然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周恩来夫妇得知孙维世去世的消息后十分难过，邓颖超感慨她“死得太可惜啦！”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当初在孙维世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身为孙维世的干爸，周恩来明知自己喜欢的干女儿是无辜的，却不但不劝阻对她的迫害，竟还签字同意逮捕她，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了解了这件事后都会说，这样做太残忍太没人性了！

毛身边的王海蓉、唐闻生受毛指使，到处搜集这些材料念给毛听，让毛感觉人家轻视了他。周对毛的心理活动是清楚的，他知道毛担心他自然而然成了接班人，所以才会有71年12月毛昏厥后经抢救苏醒，周握着毛的手流泪保证：“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的事。但毛明白，就算他活着周不会反对他，但死后谁能知？

事后，毛对周恩来说：“恩来，你当年是面面俱到，和了稀泥，这在你是几十年一贯制。可我好后悔，后悔晚矣！当时为什么就没有力排众议，独裁一下，坚持使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呢？不动一兵一卒，光一个国号，就使台湾的蒋某人成为了非法政权呢！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呢，不能事事都搞什么少数服从多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