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介绍共产主义的人，后来都不是共产党，他们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研究介绍到中国的。”司马璐说。

“袁殊在党的授意下公然投敌，串演反派角色”，“这两个报刊，虽同属汉奸，却为我地下党人掌握”，“在宣传上起到了党报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袁殊被人视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他认为，只要为党的事业所需要，甘愿付出这样的代价。”1955年，袁殊受潘汉年事件影响被捕，过去地下工作中对党的“历史功绩，却成了他的反革命罪状”。“从坐狱到恢复自由，整整过了27年零5个月。”他死于1987年，死后上了八宝山。八宝山的“革命烈士”，不少都做过汉奸。

有一次，贺龙到抗大对罗瑞卿说：“介绍个女同志来玩玩嘛！”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大，司马璐听到了。他对一个女同志说：“这里不是窑子。”有些高干认为，司马璐置身在抗大图书馆这个“女儿国”，中，又喜欢和女性说笑。他对女下属或者说了些重话，或者加以干涉。于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司马璐成了“假想情敌”。更糟糕的是，不久，他这个高干心目中的“假想情敌”，又逐步升级为“假想政敌”，成了政治斗争手段的打击对象。

据张友渔回忆，周恩来一再指示，“《华商报》不要太红了，要灰一点”，夏衍回忆说，“《华商报》是‘中共喉舌’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刘思慕的回忆中说，《华商报》的任务是，“支持左派，争取中间，批评和孤立右派”。上述三人当时都是《华商报》的负责人。

抗战期间中共办统战报纸有不同的模式，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用国民党的钱，办共产党的报。时任国民政府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大力支持下恢复出版。廖承志曾经向《救亡日报》转达周恩来的两点指示：一、争取公开合法，不和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避免与国民党地方势力发生摩擦），二、外地经过广州的党员和共党同路人则由《救亡日报》的负责人联系，中共广东省委派饶彰风以记者身份，借《救亡日报》掩护党的统战和特务情报工作。

利用媒体作为统战工具并非始于今日，而是中共起家时玩的烂熟政治伎俩。统战报纸虽然也是中共办的，但它不同于中共的正式党报。正式的党报如《新华日报》，是赤裸裸的中共的宣传工具，而统战报纸表面上则是中立的，它采用曲线的方法宣传中共的政策，所以比正式的党报往往更能迷惑人。

中共当时确实接受到一些“美援”，甚至因为中共提供过美国重要情报，毛泽东还获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奖金。美国与中共的合作，后来由于毛蒋争宠，毛泽东不愿居于“二奶”的地位，坚持美国必须抛弃蒋介石，这一点美国认为办不到，双方开始冷淡下来。按今天五毛、粉红的逻辑，曾获得过美国战略情报局奖金，打电报要到美国求见罗斯福总统和向美国资本家要美援的毛泽东不是亲美的汉奸又是什么？当年对美国大加赞誉，亲善有加的中共不是卖国的汉奸党又是什么？

司马璐也好，金若山也好，其实都是周恩来眼里的棋子。今天你有用，他会想尽办法利用你，明天你没利用价值了，他会毫不留情的抛弃你。可见周恩来的狡诈和无情！

据司马璐介绍，延安的一般干部，每天是七分钱的菜钱，部队只有五分钱。开饭的时候，十个人一组，共一小碗菜，一个冬天间，要连吃几个月红萝卜，一个夏天，要连吃几个月的南瓜。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级以上，有中灶可吃，每人一菜一汤。再以上厅级旅级，有小灶，两菜一汤。再高级的四菜一汤。毛泽东的生活待遇最好，每天都吃一只鸡。

司马璐感概道：“斯大林说‘共产党人是特种材料做成的’，他自己取名‘钢’，一般的干部应是木料，有的可做栋梁，有的只可烧火。不同的领导主宰一个党员不同的命运。党员除服从之外，绝不可以还价，也无权问为什么。”“‘组织’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种神秘的控制力量，有许多生龙活虎似的青年，经过两次组织生活以后，一个个都像绵羊似的驯服了。”

延安的一般干部，每天是七分钱的菜钱，部队只有五分钱。开饭的时候，十个人一组，共一小碗菜，一个冬天间，要连吃几个月红萝卜，一个夏天，要连吃几个月的南瓜。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级以上，有中灶可吃，每人一菜一汤。再以上厅级旅级，有小灶，两菜一汤。再高级的四菜一汤。毛泽东的生活待遇最好，每天都吃一只鸡。

1938年司马璐初见周恩来于延安，当时听他作政治报告。1940年，他再见周恩来于重庆，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根据他的观察和研究，周恩来是一个具有多面性和极具欺骗性的人。他既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也是最会看风使舵的共产党员；既是最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也是最残忍的共产党员。“在中共历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他都是主要角色。他会放火，也会救火；他放火时别人看不到他，他救火时别人觉得他做了好事。”

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中国。法国记者称女孩子寒光闪闪的刺刀让他们感到压力，告别时，病重的周恩来坚持要去机场送别蓬皮杜。在雨中，没有打伞。

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彭德怀说：纲、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上海的煤只有七天的储备。彭德怀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去讲一讲呢？”周恩来支吾其词地：“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彭德怀感叹：“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周恩来在“反冒进”被批判之后，再也不敢向毛泽东“谏言”了。

因为共产党是个邪教，所以它不准许党员和人民有独立思想，这与别的邪教都是相同的。只许党员和人民作党的工具，作机器人。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不管这话有没有道理，都是像邪教一样的咒语。因为共产党是个邪教，所以它需要党员和人民相信，人是有“原罪”的——就是有“小资产阶级观念”、“农民意识”、“英雄主义”、“人道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等等，所以应该由这个邪教主宰一切。

1949年5月27日，共军进入上海市。上海突然冒出了许多自称为中共的地下工作者，接收了许多大的建筑物。司马璐的朋友卢绪章突然以中共官员的身份出现了，他是上海广大华行和民安保险公司的总经理，平时总说自己是生意人，“不谈政治”。

“中共历史上有一些著名的冤案是罗瑞卿搞的。”司马璐说。罗瑞卿看毛泽东脸色行事，找到一个对象，咬住对方不放，不死不休。罗瑞卿与林彪的矛盾主要是在毛泽东面前争宠。毛在林、罗之间取林而弃罗，完全基于一笔政治交易。毛助林打倒罗，林助毛打倒刘少奇。

地下工作属于中共的隐蔽战线，周恩来是它的创立者和领导者。地下工作属于中共的隐蔽战线，周恩来是它的创立者和领导者。司马璐在延安时，曾在中共的特务培训机构枣园训练班受过训，专门学习过从事地下工作的技能（例如怎样利用社会关系，找到自己的安身处，作为立足点；怎样找一份公开合法的职业，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