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陆人真的没有公共精神和是非观念？不明真相，就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打倒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中国共产党全党那几千万党员当时有公共精神和是非观念？如果不诚信也有是非观念，那么你说的我国大陆人人都有是非观念就是真的。除非不想活了，否则，哪个人敢私下抗议党？请用...

当毛一度昏厥时，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了车。直到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以后，周恩来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必须马上要做的，那就是赶紧表态推掉毛向他交权一事，这里除了周确实认为他本人掌不了舵之外，恐怕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他实在太了解毛嗜权如命的为人了，如果不立即对这件事作个斩钉截铁的表态的话，今后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

反右的数量和过程中出现的过激行为是刘邓给毛上的一道形左实右的大菜，与毛泽东提出的改造为主，分批摘帽的原则，是不相符的。因此，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从1959年到1964年，五十五万人中，三十多万人被分批摘除了右派的帽子。史实再次印证，反右扩大化的直接责任者就是小平。上百万知识分子被毁灭、受冲击、下放劳改的千古大冤案，邓小平是立了“大功”的。邓小平在这场运动中充份发挥组织才能和强硬作风，忠实执行极左路线。毛泽东后来说，邓犯错误“死不改悔”。的确，毛说邓错了的，他一一都要清算、翻案。

中共各大区对几乎所有新占领区中的地下党及其相关武装力量，如广东党组织、云南地下党、湖南地下党、福建地下党、南昌地下党、滇桂黔边纵队、海南岛琼崖纵队以及地下隐蔽人员等等，不论就个人事实上有无问题，几乎都被认定为组织“严重不纯”，有的不被承认。一些发生问题或被怀疑有问题的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干脆被打为“匪特分子”或“恶霸地主”集团，惨遭判刑或枪毙。建政初中共党内第一大特嫌案，即上海市委第三书记潘汉年、公安局局长扬帆为首的“反革命案件”的发生，亦是在此种情况下造成的。

朔评：北京大学教授袁刚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说穿了，就是由国家充当总地主和总资本家，以养活几千万党员干部，建立起一个等级森严的特权社会，产生了一个鱼肉百姓、高高在上的干部阶级，普通百姓则仍然处于被奴役统治、被残酷剥削的社会地位！」 【地主与农...

“毛泽东不但可以使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被饿死、被打死、被枪毙，被‘斗争’、被侮辱，而 且，对政权的第二号人物，从刘少奇到林彪，也都能让他们悲惨地死去，而且极其顺利，不遭到任何抵抗。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为其‘打倒刘少奇’的事业 而让老百姓付出巨大经济和道德代价的做法，是古代皇帝和斯大林都望尘莫及的。”而且毛“从来没有感到惊恐、负疚或罪恶感。”“对毛来说，那是相当有乐趣 的。”

如果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算起，到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为了扭转运动‘冷冷清清’的局面，对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再发动，毛泽东决定在1966年8月1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毛一改以往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做法，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会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会上会后一再对抗毛泽东的主张，说了很多令毛不满的话。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使其与毛之间产生严重分歧，为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刘少奇思想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61年4月下乡后，半年多后，刘少奇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走上七千人大会的讲台，这个一向服从毛泽东意志的人，终于斗胆、不屈不挠地说出了一连串为毛泽东所不爱听的话，也因此为他自己埋下了“万劫不复”的祸根。

清理了刘少奇这个老二，按说周恩来这个老二也应该跑不了了。可是早就在此之前，当毛泽东询问整倒刘少奇以后怎么办时，聪明的周恩来推荐了林彪，甘愿自己成为第三乃至更低的人物，从而避免成为毛泽东的直接打击对象。直到林彪被迫叛逃坠机而死之后，周恩来想不当老二也不行了，因为毛泽东实在找不到可以担当老二的人手了，周恩来自然而然的就浮出了水面。

1966年，日本普通人家的生活。日本人家里已经有了电视机，吃饭有好多菜，吃完饭还有水果，可那时的我们还一直以为别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救。多年以后才知道，当年到底是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到了一九六六年，毛的狂风吹倒了刘这堵墙。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来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挡风墙。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五年，这堵墙也倒了。周恩来环顾四周，党的高层死的死，倒的倒，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当第二号人物了——他几十年来甘居人下、东躲西闪、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发生冲突。没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对毛泽东的命运。等待他周恩来的是什么下场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不禁悲从中来。

1966年因“三面红旗”极左路线错误而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到衡山找百岁老道士算命，老毛不仅算自己命，还要道士算刘少奇(国家主席)、林彪(毛原定接班人)的命，不知是否老道士泄露天机，回北京后，毛泽东就掀起十年文革浩劫，倒下的革命老同志何止刘少奇。

73年6月，美总统尼克松与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举行会谈。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一位副处长执笔，写成一文《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新情况》第153期上。7月初，王海容给毛泽东读这篇文章，毛听后对此文大为不满，说“放屁一通”。

林彪拯救危机中的周恩来从“一月夺权”到“军管”再到各地委员会的成立，都是由周恩来具体操作。在整个过程中，即使周恩来与林彪都作过类似的讲话，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是保证毛泽东的文革大略得以发动和深化的最重要保障。

“文革”初期，曾经有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这个机构很长时间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却对保证“文革”按毛泽东意图发动及向纵深发展推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更关键的是，它的组建和存在，对刘少奇等所谓中央一线领导，起着实际的震摄及监控作用。也有力地防止刘或其他任何人，有能力和胆量，发动对毛泽东不利的任何形式的“政变”。

邓小平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邓小平这种说法表面上是谈“过失”，其实等于把周恩来与林彪四人帮划了等号。

“我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只有一天，但是目所睹、耳所闻，对全会的情况还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可以看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斗争锋芒，首先是直接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实际上，这是毛泽东以会议的形式，来解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尽管当时在表面上还保留了他们的一些职务，但实际上他们已被拉下了马，而且注定了不久后被彻底打倒的命运。”

彭德怀的“万言书”众所周知，刘少奇的“万言书”却一直鲜为人知。对彭德怀的“万言书”进行愤怒声讨的刘少奇，竟然忘记过去自己也曾写过“万言书”的历史。与彭德怀的“万言书”相比，刘少奇的“万言书”可谓名副其实。更让彭德怀“自愧弗如”的是，刘少奇当年上“万言书”和作大报告“公然反党”，可他竟然“安然无恙”，不但没有被打成什么“分子”、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出人意料地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盟友。

陈伯达一生始终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跳来跳去。毛泽东说陈伯达是个国民党。他1925年加入国民党，最早是军阀张贞64师师部秘书，然后是国民党汕头党部秘书，何应钦福州军官学校政治教官。1927年加入共产党，1931年被捕，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他在狱中写信请张贞救他。张贞在国民党军界活动成功，陈伯达写没写自首书,由于他一直处于老虎的地位，史界也未搞清楚。然后他先在北平，后到延安。陈伯达常常言语不清，貌似迂腐。这个外貌，在官场帮了他的大忙。大家不防他。其实，貌似大憨的人往往藏着大奸。这也让他在日后进入了中共权力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