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中全会今天（10月20日）召开。尽管中共宣称四中全会聚焦十五五规划，但外界关注的是其人事变动，尤其是涉及习*近*平等最高权力者的职位和权力变化。前海军中校参谋姚诚在四中全会召开几个小时前得到的最新消息透露，习*近*平将辞去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继任，胡春华将担升任国家副主席兼任...

处理公共事务不能仅从心正意诚出发，而是要从对公民所承担的责任出发，从尊重每个公民在私人领域的自主权出发。所以，属修身齐家范围的可以随心所欲，但在治理国家这样的公共领域就不能以己之所欲施诸天下。 左派通常容易受意图伦理支配，一心向往自己认定的好事，而不管它给民众与国家带来什么后果。激进主义在公共领域高扬高调的理想主义，意图与心志就是一切。

对中共宣称的改革，刘军宁博士说中共的计划经济和政治体制不具有可改革性，无法通过修补来使它焕然一新。放眼世界，社会主义体制并不存在自我完善的可能性，历史上也没有任何成功先例。要中共放弃计划经济和专政体制，那就是改朝换代而不是改革。最近计划经济和专政体制的回归，让中国人进一步看到了这个改革“是不可补的天”。

文明与野蛮才会冲突，文明与文明只可能摩擦。在当今，一种文明，如果称得上是文明，它首先必须"文明"，即它必须恪守一切文明所具有的道德底线，其中包括，不以无辜平民为重要袭击目标。不认可这一底线的行径，就是不文明的行径。文明是善，野蛮是恶。善与善是不会冲突的，只会摩擦。只有善与恶才会冲突。既然是善与恶的冲突，那就不是文明的冲突。

中国人对积极自由想得比较多，对消极自由想得比较少。而且中国人理解的自由主要是”我想干什么”，不太强调如何建一个彼此不干预、不强制的状态。所谓消极自由就是Free from，免于做一个事情的自由。但在中国不行，比如你年纪大了还不结婚，家人朋友都要来干预你。伯林的这个划分对中国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如何营造一个自由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有选择干与不干的自由。

这次疫情给中国人传来的最重要的讯息是，走启示之路！这意味着救赎的答案不在人的理性里，而在神及其恩典里。不懂得、不抓住这一讯息，疫情中一切宝贵的生命，一切卓绝的努力，一切昂贵的代价，都白白付出了。 对中国，二十世纪已经是启蒙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启示的世纪。启蒙端赖理性，启示信靠上帝。 走启示之路，就是走造物主指的路，以色列人是这样走的，英国和美国是这样走的，中国将来也是要这样走的。

这个戴眼镜的男人坐在那儿，正在翻看From Magna Carta To The Constitution（《从大宪章到宪法》）。脚旁有一袋书，十多年来编的写的都在里面。摄影师拍那些封面的时候，他挑出3本来，说这是我写的，其余是编的，然后说惭愧。他站起身来...

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的一位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曾这样形容过财产权对穷苦人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踏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了的破房子。

一旦用“正义”试图去抹平输赢的界限，替代规则来指定比赛的结果，这样的正义肯定是不正义的，所以正义本身不能成为游戏角逐的对象，这样的正义干扰了比赛的进行，而社会正义则干预了市场的正常运转。只有竞争的方式有公正、不公正之分，而通过正当的方式产生的竞争结果无公正、不公正之分。在保守主义看来，从来就没有像“社会”这样的空洞、抽象的终极分配者，它更不能担负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任务。

中共最近重提“阶级基础”和“群众观点”，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政治学者刘军宁表示，中共从未放弃过阶级的概念，如今因贸易战动摇到中共的统治基础，所以拿出来说。在中国经济前景惨淡的当下，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要台商“出大力”，并声言要跟美国扳一扳手腕。国际形势上，共产党老朋友落败，澳洲保守党执政联盟奇迹险胜，工党承认落败。川普总统表示调查拜登和儿子和中共的金融关系。美国媒体报道，拜登儿子从中共央行中共银行拿到10亿美元资金，和奥巴马的国务卿克里的儿子合开基金。

改革不仅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触及，旧体制的根本问题，反而给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上面的当代民谣表明，中国民众也对改革产生了厌恶情绪，逆反情绪，甚至有抵触改革之心。在民众的心目中，改革似乎正从众望所归的褒义词正在变成人人抱怨的贬义词。这就需要对改革进行深度的反思，需要触及改革的价值基础和指导思想。

雅典智慧与耶路撒冷智慧之别是科学与信仰之别。这两种智慧都是极宝贵的智慧，它们之间是高度互补的，是人类的生存所缺一不可的。人类社会离不开逻辑与科学，更离不开信仰与道德。雅典智慧是关于大爆炸的智慧，耶路撒冷智慧是关于造物主创世的智慧。在没有道德智慧的时代与地方，人类不知羞耻，不辨善恶，不明是非，因而也就无所谓科学及其研究。

与多数统治相比，托克维尔发现，对自由的珍爱有其独到的魅力：自由制度的最大用途在于，当人类精神不关心自由时，继续当自由的后盾，并给与自由它固有的某种植物性生命，以便人类精神到时候能回到它那里来。这些制度的形式保证人们即使一时讨厌自由，也不会丧失自由。

爱新觉罗家族亡了，国民党人走了，但是一百多年来，下面这些困扰中国人的问题却一直拒绝离开：是安定，还是动乱？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是激进，还是渐进？是改革，还是改制？是问题，还是主义？是普世，还是国情？是专政，还是宪政？这些是未来中国，越来越需要思考的问题！

有人说，土地向来归国家所有。这不是事实。中国土地的全面国有制是从1956年开始的。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土地国有的时间仅占百分之一。历史反而表明，土地私有是常态，国家全部占有土地是暂时。土地是谁的？这个答案就像回答故事中的电脑属谁一样毋庸置疑：土地，不是国家的，不是政府的，而是每个中国公民的！

刘军宁：原因就在于权力的集中必然导致智力的下降。每位垄断权力的独裁者，都不希望接触到令他不愉快的信息，如实传达信息的都会遭到冷遇，不识时务的会被当作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右派被审查、隔离、甚至镇压掉。自然而然的，左右侍从只能揣摸、取悦于君上才能自保。于是独裁者能看到的全是歌舞升平，能听到的只有歌功颂德。一切负能量都被屏蔽了，正常信息没有抵达他感受范围的渠道。

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是通过毁灭来攫取权力。先给一些东西贴上反动腐朽堕落的标签，然后把他们作为发泄暴力的对象。他们追求权力的无限集中，追求以真主和真理的名义进行绝对的统治。他们追求政治乌托邦，崇尚强权，滥用信众的虔诚，并把暴力作为实现手段。恐怖主义不仅追求政治权力，而且攫取经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