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一百年前说起。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当时的俄国乘虚出兵外蒙古，扶植外蒙古独立。1917年苏共政府成立，竟然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国家，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民国政府一直不承认外蒙古独立。1919年民国总统徐世昌派徐树铮派兵收复了外蒙古。1921年是外蒙古历史上关键的一年，这一年里，苏共的红军侵入外蒙古，于是刚刚回归的外蒙古又一次被拉出了国门。从此之后直到1991年苏联垮台，70年里苏共的军队再也没有离开过外蒙古。

印度军队已今非昔比。62年失败的耻辱使其卧薪尝胆，九年后的印巴战争，印军表现就已经相当出色。今天就更不可同日而语。据国外军事专家评价，印度兵目前是全世界最优秀、吃苦性最强、装备最完善的山地部队，能够成功地抵抗中共的任何进攻。今天解放军战斗力的下降，在79年对越南的战争中已经有表现，这十几年向金钱社会转型，腐蚀性更是空前，“人的因素”已不成为解放军可以占据优势的条件，战斗力来源只能转移到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和科技上。

百余年前，俄国趁八国联军攻破京津，从北方边境入侵中国东北，整个东北大地陷入了一片火海。东北人民深罹其难，惨烈程度令人发指，其屠戮之惨、入侵地之广、阴谋之大，更远逾京津之难。

梁启超早在1925年写信给《晨报》社会周刊编者刘勉己，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梁启超写道：我老老实实告诉你，苏俄现状，只是“共产党人”的大成功，却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你跟他们走，自以为忠于主义，其实只是替党人张牙舞爪当鹰犬，和你脑子里理想的主义相去不知几万里。傻子，醒过来罢!

毛泽东在中共建政后27年一直没有去过延安，“心病”可能就在于此。因为他打倒了三位陕北百姓的偶像。毛如果到了延安，老百姓会问：陕北的革命领袖都成了“坏人”。 毛泽东在延安（图源：AFP/VCG）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尤其是他曾...

1967年2月11日至16日，“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的斗争，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后被称为“文革”初期一次党内公开的抗争、“二月抗争”。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全国掀起“反击复辟逆流”的运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3月初天津市委上报说在已经处决了150人的基础上，拟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说：“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熊向晖女儿回忆：“大局初定之后，叶帅把老爹找去，做了一次长谈。叶帅希望‘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帮助树立华国锋的威信。他说，小平这个人哪，不甘寂寞，擅权，他一出来就会喧宾夺主，就显不出华主席来了。”

著名语言学家、北大教授王力家乡博白县尚有一案：一浪荡贫下中农子弟趁乱欲强奸一地富女儿，女不从，便将女杀死。又到公社革委领导处要求入党、表扬：我对阶级敌人斗争多坚决！领导说：光我们知道还不行，得让大家都了解你的事迹……。该无赖将被害者头颅割下，到公社中学，趁放学之际在篮球场上以人头作球，蹦来跳去，“投篮”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围观，人人自愧弗如。于是大会表扬，光荣入党……。

在延安整风的1942年至1945年间，也是全国人民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同时也是最后取得胜利的时间。其时，中共建政后评衔为十大元帅中的8位“元帅”离开前线 自己的部队，回延安参加整风。

佛教、道教和儒教是存在于中华大地的传统文化，而藏传佛教和回教则在边疆地区流传甚广。中国人的很多道德观念和做人的准则都来源于这些文化，比如来自佛家的善恶有报、儒家的尊老爱幼等都深入民心。文革中对传统信仰的破除，导致人们无从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了。现在如果有人信神，在中国多半会被视为异类。班禅喇嘛西藏日喀则的家和青海的旧居被抄光，中央民族学院召开万人大会斗班禅，会中强迫他吃屎。青海省命令回民和清真寺养猪，还规定回民每户每年上交两头猪，清真寺也有交购指标。

1937年8月，毛在洛川会议上发表抗战时期总体方针：“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总体方针得到贯彻，武装力量壮大，所以才有到重庆谈判的筹码，有内战的本钱!”

共产党在这50多年来最‘伟大’的治国韬略之一就是：它成功地把一张铺天盖地的恐怖大网严严实实地笼罩在神州大地上，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久而久之，外在的恐惧幽灵内化为奴性的行为自觉。在这张大网中，传统的侠义消失了、古老的血性消失了、慷慨悲歌消失了、舍生取义更消失了。偌大一个民族，变成暴君和奴隶、奴才互动的两极，社会在这种互动与共谋中‘稳定’地一天天坠落……”

笔者也是知青(乡龄八年)，一直关注“知青学”，但《失》书中一些数据仍闻所未闻，三十多年前的旧闻对我仍是新闻，一路发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若非读到此著，将终身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信息。如从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

“文革”爆发后，储安平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反复抄家毒打，四妹忧心如焚，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储安平遭受不测。有次，她鼓着勇气冒险探看储安平，看到储安平被一伙不明身份和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残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从此就没有回来。次日，四妹再到储安平住处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狼藉，从此储安平被宣布“失踪”，接着“蹈海自杀”、“深山出家”的传言便纷纷扬扬，真相难辨了。这样的惨剧在“文革”时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和著名电影剧作家海默便是被活活打死的。

1974年，得知杨月花来沪赴京寻亲的消息后，贺子珍一时激动万分。虽然她身体不好，而且贺敏学在福建的处境也不妙，但思念女儿的迫切心情，使她还是来到了福州。她向老熟人、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提出要见杨月花。韩先楚作不了主，只好致电请示中央。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向贺敏学传达了中办的决定：不要让贺子珍见杨月花。

文革时《共军报》的特色是：在毛泽东像两侧都挂上了“向肖力同志致敬”的红色条幅。吴法宪更是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向《共军报》下达了指示：“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谁反对肖力同志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谁是肖力？是个化名，真名叫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唯一女儿，曾经的第一公主。

6月4日晨，专车抵达皇姑屯车站时，奉天站的官员张景惠、刘尚清等都到车站来迎候。而张作霖乘坐的是一节特征明显的蓝色花车里，正当这节花车穿过老道口交叉点时，轰隆一声巨响，烟尘滚滚，砂石纷飞，正好把这节车厢炸碎。张作霖被炸出3丈远。

毛泽东统治中国长达二十八年（1949年—1976年），不说他在“土改”、“三反”、“五反”、“胡风案件”、“反右斗争”、“十年文革”中整了多少好人？杀了多少无辜？仅就三年“升虚火，发高烧”的“大跃进”（1958年至1962年），便活活饿死了数千万中国人。饿死人的事他并不是不知道，是知道而为之，这就不得不令人发指！作为一国之君，一个执政党的领袖，对善良的子民能这样残暴无情吗？

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避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俄国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俄国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在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迫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俄国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