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回答时都说：不敢讲话，私下都不敢讲，因为所有人都被监听，包括决策层。即使斯大林死后肉体消灭得到控制，但党内官员还是不敢讲真话，还是所有人被监听。政治极端主义到了这种情况。 从克格勃诞生（即“契卡”）到最后，赋予他们的任务就是这样：契卡是复仇之剑，其特权是不经法律程序就可以处死怠工者、投机倒把分子、叛徒内奸特务。

共产党干部的贪婪和虚伪证明，共产党政权本来就建立在自欺欺人的基础之上，而反腐倡廉则是一个共产党干部永远挂在嘴上、却难以兑现的宣传。中共推行经济改革四十五年，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三个悖论，即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现在中国政权面临的局面，已经不是经济改革能不能推进的问题了，而是中共再也跳不出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的怪圈。

上官云珠，20世纪40年代照片。（公有领域）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一代巨星上官云珠在家中跳楼自杀，年仅48岁。文革后，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撰写了《母亲上官云珠》一文，回忆了母亲自杀前那段黑暗的日子，以及母亲死后不久家人的不幸。1969年1月初，韦然从北京到山西插队不到一个月...

湖南瓷都醴陵如何为毛泽东烧制“贡瓷”。而制作“主席瓷”选用的湖南洪江市优质上等泥料“大球泥”，也因开采过度一年后绝迹，可见当时对资源的浪费十分惊人。不但上万件优质毛瓷被销毁，烧“主席瓷”剩下的这种瓷泥也立刻封存不准再使用。

我在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9月号）上撰文，提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中国知识精英、民主精英在运动中的道德与人格问题。我曾指出，尽管在绝大多数的场合，道德的沦丧和人格的扭曲是因为中共政治迫害的残酷，后人实在不应当在个人的层面多加苛求和追究，但作为历史真相的一部分，我们则应当直面丑陋和耻辱，以悲天悯人的态度进行理性的研究。 在国内流传的有关宋庆龄在反右中不同意中共做法的“出色表现”的文章，才知道历史真相已被扭曲到了何种程度，对这一问题实在有再稍微深谈一下的必要。

文革捣毁神像。（网络图片）很小的时候，我们这儿的农村迷信很盛行。但在文化大革命后，经常听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砸庙、破坏佛像、撕毁经书的人一个个相继死去，而且还都是没有善终的，不是癌症就是暴毙。而且我也亲眼看到我们村里的一个中年人（他是我姑母家邻居）——文化...

1971年十一前后，片警三天两头深更半夜带一大帮人上门查户口。后来很久才知道是发生了913事件。我家是他们查的重点，床铺底下都要用手电筒反复照过。开始我觉得，查就查，没什么可怕的。思考再三，感到还是有懈可击。我家有一尊小型毛半身像，夜里若明若暗能发光。那材料非常轻，很容易倒，于是...

真正的东陵大盗还在藏匿，相信他们的罪恶曝光天下的日子不远了，这将是一部更为宏大、真实、惊世骇俗的历史剧，它一定会出现的，它会告诉我们：中国的大多历史都是被颠倒的、伪造的，中国需要拨乱反正的东西何止千千万万，让我们等着瞧吧，一个不造假，不颠倒黑白，老老实实告诉中国人民真实历史的“东陵大盗”电影还会重新拍摄的。

台湾神一样的存在，宣告华人同样适合搞民主；台湾的民富国强，戳穿了大陆虚假脱贫的谎言；台湾的强势崛起，获得主流国家的热捧令中共发慌；大撒币撒光了大陆香港的钱，如今又盯上了台湾人的钱袋子；中共被联合制裁卡脖子，急需台湾领先世界的芯片解套……

前言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悼念六四亲人罹难35周年祭北京的天安门母亲成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前来参加。我们代表罹难者的亲属在此向他们罹难35周年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无尽的思念。我们将一如既往，秉持和平、理性、法制的原则，向政府提出我们合理、合法的要求，以期早日讨还公道！还你们一个...

中国版图由过去丰满的海棠叶变成现在的瘦公鸡，许多国界线向中国内部凹陷。1949年后的中国版图凹多凸少，它不是由邻国的武力侵略吞噬的，而是由中共的卖国政策造成的。中华民国地图，中国过去的丰满海棠叶。（网络图片）中共目前的地图，已经变成瘦公鸡。（网络图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应该...

只可惜，这样一位有才识，对佛教文化有所研究的作家，在热烈地拥护当时的中共窃国政权后，却反遭文革红卫兵的折磨，最终不堪凌辱，选择投湖自杀。

刘顺元本想希望林彪传递信息给毛泽东，下决心纠正左的错误；想不到林彪这个大人物听了以后，竟然很轻松地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死几个人算什么？”刘顺元非常反感，对笔者说：“从这次开始，我就认识到林彪原来是这么个东西、这么个货色了”。

但问题是，政治上的收紧与经济上的松绑是冲突与矛盾的。不进行政治改革，不可能真正激活民营经济，不可能真正稳住和吸引外资，也不可能真正发展高科技，更不可能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三中全会即便出台再多的改革措施，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金融是高度专业化的。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业，其从业人士不会公开反击习当局，但会软抵抗。例如，如以《商业银行法》规定的商业银行“三性四自”经营原则（即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为借口，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让习当局的相关政策难以落地。 对中国金融业来说，面临的是双重风险，除了金融本身的高风险之外，还有独特的政策空转风险，这在全世界都算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