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错失这一千载难逢的外交机会，原因只能出自中国领导层的决策机制本身。就像面对经济危机的迟钝和政策释放的吝啬与缓慢，最终导致决策层对危机的认识与民众的政策期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致政策效应递减，中国的元首外交即使试图超越外交官僚的本位主义，也同样困在迟钝、冗长的官僚体制中，更困在元首个人对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各种怨念中而难以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