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历过1989年“六四”的北京市民，没有人会不对面前的情景做出揣测，这时我们一些年轻的同修站到了前排，想着如果中共开始屠杀，站在后面的阿姨和伯伯还有一线生机。母亲跟我说，“你爸之后可能会知道咱们母女就交待在这儿了。（因为那时父亲不在国内，对我们母女来上访的事不知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