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因为战乱，也不是因为饥荒，而是因为一顶铁冠加身，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我便经历了三年逃亡生活。1960年夏天，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由于始终做不出令人信服的悔罪状，仍然是带帽右派。结果，被发配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在农学院图书馆当了一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