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气愤的是，当初政府建议修例时，原有方案设有针对严重罪行“与营业额一成挂钩”的最高罚款规定，即是不设金额上限，这对于工程费动辄数十亿元的财团而言，会产生真正的阻吓力。但由于商界议员强力反对，政府便急急让步，大幅降低最高刑罚金额。当时代表建制工会的一众劳工界议员，无人对政府让步提出反对，亦有份造成今天修例成效不彰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