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释永信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僧侣的跌落，更是一个时代的悖论：相信无神论的共产国家，主动利用宗教、文化、企业来推动千年古刹少林寺的”软实力”，却又在其过于独立、自主时迅速斩断。释永信的命运，并不孤单。他与马云、孙大午等一批曾在共产中国灰色缝隙中冒头的”红顶人物”，共同构成了一幅政治浮世绘：那些在权力边缘游走的创新者、折衷者与投机者，在被战略性利用殆尽后，最终都无可避免地被清零式结算。
习大大看似吃得心满意足，实则也吞下了一颗苦涩的地缘政治果实。他咽下的不只是普京的煎饼与冰淇淋，更是一整套对俄倾斜的战略负担。为了维系这段“糖衣包装”的兄弟情，中国不得不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为俄罗斯辩护，明里暗里替莫斯科撑腰，代价却是与欧洲信任的流失、与美国关系的雪上加霜。归根结底，普京的孤立成了中国的牵累，而习*近*平盘中的美食，虽然果了一人之口腹，养就了大腹便便的发福身材，却让整个国家为其“战略口味”买单。
李克强去世后，北京大学的一批老同学在追悼会上唱起《送别》，哀悼的不仅是故人，更是整个知识阶层的命运。自1949年建政以来，知识人在极权体系下的苦难不断。反右运动、文革、下放、劳改、羞辱、摧残，构成一段无法回避的悲歌。“臭老九”成了知识人的代称，他们应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却被体制一次次打压与清算。改革开放之后，知识人逐渐恢复身份地位，但始终在政治红线与思想控制中小心前行。个别知识分子如清华许章润仍坚持发声，却被剥夺一切。李克强的命运，正是这段历史的延续与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