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图。(Sandy Huffaker/Getty Images)

在中国大陆，“老鼠人”正成为一个新的社会标签，用来形容那些在高昂生活成本与激烈竞争的压力下，被大城市挤到边缘、选择以低欲望、低消耗方式维持生活的人群。这些人并非懒惰，而是对传统的上班模式感到幻灭。

日前接受大.纪.元;采访的两名“老鼠人”，分别呈现了这个群体的“沉沦”与“抗争”。而另外两名非经典“老鼠人”的遭遇则揭示了“制造老鼠人”的制度性挤压。

“老鼠人”是2025年在中国网络上流行的一个词语，用来形容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日夜颠倒、低能量、缺乏社交、对生活感到无力和疲惫的年轻人。这种状态反映了他们面对高压竞争和社会内卷的一种“摆烂式”的消极抵抗和心理疲劳。

许多年轻人在视频中分享他们几乎不出门、不工作、整天躺在床上的生活状态。“老鼠人”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上点击率已突破千万次。

一段火爆的视频中，一位年轻女子分享了她的“老鼠人日常”：上午11点20分醒来，下午1点20分吃外卖，2点继续小睡，傍晚点奶茶，喂猫后继续回床上，晚上吃饭、看剧，凌晨2点半再入睡。

这种生活态度被认为是“躺平”文化的延续，是对高强度工作和社会竞争压力的逃避。在中国经济下行、青年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退出“卷王”战场“摆烂”。

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40岁的林先生几乎不与外界联系。他10月30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他的人生路径“就是每天对着电脑，敲键盘，拨鼠标。以前是游戏玩家，靠打游戏挣钱养自己，也赚了点儿钱。所以心安理得地躺平”。

林先生高中毕业，从未有过正式的办公室工作。他说，自己习惯一个人待在家里打发时间：打游戏、躺在沙发上刷一天抖音、看剧（看动漫）。经常熬夜打游戏，熬到后半夜，然后睡到第二天中午。“这么多年在家熬夜游戏，然后睡到自然醒，一天吃一顿饭。”

林先生说，自己高中毕业。靠着打游戏挣钱养活自己，也攒下了一点积蓄。但随着年岁增长，身体和精力不再允许他维持高强度的虚拟生活。打游戏赚钱可以选择想打就打，累了就休息。

林先生还表示，他经历过好几段感情，也经历过婚姻，但是婚姻不顺，最终独自生活。但他认为，他现在的生活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最好的选择。“吃过生活的苦，吃过爱情的苦，吃过婚姻的苦，以及被爹妈催促的苦。不想一辈子吃苦受累，对现实已无力抵抗，只能被动接受。

林先生的故事代表了“老鼠人”群体中“大龄、边缘化、社会隔离”的一面。他已是社会体制中的“隐形人”。他还对大.纪.元;表示，他被身边的人劝说，应该出门，应该创业，应该再婚，应该要孩子，应该对社会做贡献等，对此他表示反感，“人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幻想一夜暴富就是毁灭的开始。”

如果说林先生的选择是被动的沉沦，那么在广州挣扎的温先生则是清醒后的抽离——在看穿游戏规则后，主动抽身并试图以最低成本寻求另一条出路的“主动反抗”。他代表了“老鼠人”这个群体最核心、最挣扎的那部分人。

1997年出生的温先生，正处于事业的黄金年龄，但他已失业一年多，对找工作充满抗拒。

温先生告诉大.纪.元;，他的迷茫并非源于低收入。他在新冠疫情期间做生鲜行业时，曾拿过过万月薪，下午还不用去上班。然而，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彻底醒悟。

“我的老板就是在那时候一个月内在广州买了一栋房子。从那时候我就想通了，我再怎么打工，再怎么帮别人工作，也永远不可能在广州买到一套房子。”

这种“被伤透了”的绝望，是温先生放弃传统路径的根本动机。他认为，年轻人不是想躺平，而是因为工作没有前景，“灰心了，真的灰心了那种。”

温先生目前的生活状态是典型的“低配生存”。他每个月的生活开支（不算房租）大约在人民币1,000元左右。

“我很穷，但是穷的不够彻底，可能就是父母还能自理，不需要我养。”温先生坦言，他知道这样下去人就废了，他不敢告诉父母自己的真实状况，但他给自己设定了极限：“我的积蓄可以维持多久？不久，三个月吧。实在不行才去工作。”

在迷茫中，他大部分时间在刷抖音。

他说，他未来也许会选择低门槛的自媒体线上创业，方向锁定在“创业和赚钱”。对于结果，他将预期降到最低：“我就没想过拿到结果，我是没有想过拿到结果，我把我的预期降到很低，就是我就是做一件尝试。”

来自江苏徐州的00后徐先生则代表了另一种被忽视的群体——他们有家庭负担，想努力工作，却在劳动力市场遭受残酷剥削。

徐先生对大.纪.元;表示，他在直播行业努力工作，月入八九千元。但去年底老板以“不挣钱”为由，对他“拦腰砍”式降薪。

“这不是卸磨杀驴吗？”徐先生主动辞职离开，但再找工作时，却陷入了新的陷阱：“要么就是工资低，要么就是自己的能力还达不到那个位置。很多工作就给两千块钱的工资，还要试用三个月。我感觉不靠谱。”

对已婚的徐先生来说，这样的低薪是无法承受的。“工资给两千，三千一个月，吃喝都不够，还怎么活？耗不起了。”

更深的焦虑来自家庭。他坦言自己和妻子很着急，但不敢要小孩，因为生了小孩压力会更大，也让孩子跟着一块吃苦。”

王女士是山西大同一个县城的二孩妈妈，她的故事揭示了“房贷”与“育儿”的双重困局。

她家有两个女儿，一个上幼儿园、一个上小学，学费是沉重的负担，同时还要负担每月四千元的房贷。然而，家中收入来源只有丈夫微薄的两千元工资。

由于要照顾孩子，王女士近几年无法打工，导致家庭收入急剧萎缩，完全依赖过去的积蓄维持基本生活。

王女士受访时一再说：“这两年挣钱太难了！……每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

她解释说，在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她还有工可打，所以有一些积蓄。生了二胎之后，近几年她无法打工了。每个月都要花过去的积蓄维持生活，现在基本上把积蓄花得差不多了。

徐先生和王女士本身不是主动“躺平”的经典“老鼠人”，但他们代表了“制造老鼠人”的制度性挤压。无论是独居的“老鼠人”，还是被生活拖累的母亲，他们共同揭示了中国底层家庭在经济压力下的无力与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