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严重产能过剩。图为在海外大量使用的太阳能电池板。(Mihut Savu/英文大.纪.元;)
10月23日闭幕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十五五）规划的建议。中国经济又站在了一个岔路口。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与习*近*平将在韩国会晤，讨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多个领域的重大冲突。而在中国国内的问题更加突出，中共政府仍在高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但是，当民众担心房地产危机和高企的青年失业率时，如何让他们少存钱、多花钱？
因此，“十五五”规划就必须为经济寻找一个出路。其实，中共也是为自己找个突破口，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涂脂抹粉。每次中国经济发生重大问题时，中共都会提出改革，例如，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中共政策无奈地转向“改革开放”。
对比“十四五”规划，本次中共四中全会的公报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已经消失，证实经过十年的“改革”，已经事实性地失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退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由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于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内容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又称“三去一降一补”，以及降低赋税，关闭煤炭、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工厂，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和补贴。而在此前2015年10月，时任中央财经办公室主任刘鹤在广东调研时已提出类似概念，提出要重视“供给侧调整”，化解过剩产能。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中共政府推动“四万亿”投资计划，经过几年的海量资金刺激，导致相关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例如，中国钢铁产量已达日本、印度、美国和俄罗斯总产量的两倍以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
在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再次明确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重要表述，成为“十四五”时期的政策基调。
然而到了2025年十月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已不再出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术语。公报转而强调“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自立自强”等话题。
去产能、去库存越去越多
更严峻的是在市场与数据层面，产能过剩并未好转，反而在若干关键行业加剧。以钢铁为例，中共官媒10月14日引述世界钢铁协会报告报导，预计2025年中国钢铁需求将继续下降，降幅约为2.0%。与此同时，钢铁过剩产能数量惊人，中国钢铁企业在国内需求疲弱下通过出口寻求出路。
据中国海关总署10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9月，中国累计出口8795.5万吨，年增9.2%，这导致国际市场压力上升并触发各国保护性反应。并且，钢铁出口量不断扩大之际，中国钢铁业却持续处于微利状态。
旧的行业产能越去越多，新的行业产能也过剩。光伏（太阳能）、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的“新三样”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也引起国际关注。
以光伏产业为例，出现了“内卷”情况。中国光伏上市企业公布的2025年上半年财报，都有类似“企业盈利承压，产业链整体仍处于普遍亏损状态”的表述。
除了亏损，生产的绿色能源也未能完全使用。根据中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8月4日发布的数据，可以计算出2025年上半年弃风弃光率：全国太阳能整体弃电率升至6.6%，整体的风电弃电率达5.7%。这两个数字相比2024年同期几乎翻倍。弃风弃光是指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产生的电力无法被电网接入和消纳，从而被浪费的现象。
面临此种情景，中共官方反“内卷”，除了将整治“内卷式”竞争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也在今年7月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明确声称，要治理企业的低价无序竞争。
“改革”失败的根源
一般的分析认为，去产能无效的原因包括：内需对钢、水泥、部分重化工等行业的拉动显著减弱。去产能在地方执行过程中面临税收、就业与地方GDP目标的现实阻力。许多地方政府采取“以关代停”“产能置换”等方式，未能从根本上压缩有效产能。
这实际上是对中共这个极权体制的本质认知不够，从而造成只看到表面的原因。
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主要采用“生产法”（又称增加值法），即以各产业在生产环节中创造的增加值为核心计算。这意味着只要产品被“生产出来”，无论最终是否销售、是否滞销或闲置，理论上都会被计入GDP。
因此，一旦中共政府为追求增长目标而推动“形象工程”或重复建设，GDP数据依然会上升，看似繁荣，实则效率低下。现实中，大量钢铁、水泥、光伏、电动汽车等领域的“过度生产”，正是这种统计逻辑的产物：经济账好看了，财政压力更重了，资源浪费在扩大。这也是供给侧改革为何失败的原因。
GDP数字靓丽的同时，则是各级政府的财政“钱袋子”充盈。中共的税收制度已经注定了社会的经济架构，中国并不是由需求端引导的消费型社会，而是由供给端引导的生产型社会。以增值税为例，这个税每流转一次就会继续加上一层税。
增值税是最主要的税种之一，增值税的收入占中共财政全部税收收入的30%以上，是最大的一个税种，由中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2012年1月1日起，原先由地方政府100%收取、最大税收来源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首先由上海市进行试点，此后逐步扩大试点范围。自2016年5月1日起全面实施，增值税收入中50%为中央财政收入，50%为地方财政收入。进口环节的增值税由海关总署负责征收，收入全部归为中央财政。
2026年1月1日起，《增值税法》开始实施，中共给自己征税建立了“法律”依据。
从商品原材料到终端，商品产出的过程，增值税都会从各个企业以及各个环节上征收一次。每一次的收取都有抵扣，当产品完全生产出来，不管最终这个产品能不能被销售掉，中共政府都已经从这件商品每个流转环节提前收了税。而被收的税也已经被企业算作商品生产的成本，加入到了产品的出厂价等。
商品售出后，这个税最后再由消费者来买单，所以中国商品的销售情况对于中共来说并不是很重要，中共税收部门的重心只是留在了供给端，而非需求端。
与中国不同的是，许多国家只是收取市场中的消费税。在西方一些国家，假如一个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在市场上卖掉，那么这个商品对国家来说就是没有税收，因为产品只有销售后，国家才有税收，这也就致使了他们的政府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刺激市场的消费。
而中共却觉得它的这些手段，可以有效地增加税收。在这种政策的作用下，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最终自然不可避免地发生。同时，消费疲弱的状况也会发生。只有一个以市场消费为主导的国家才能从技术上解决产能过剩、经济通货紧缩的问题。如果根本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在下一个周期仍将面临产能过剩与结构性失衡带来的连锁风险，这也是中共所谓的“改革”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