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图。图为2025年3月11日，中共人大会议闭幕前，一名安全人员站在入口处。(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闭幕，会议通过了“十五五规划”建议并进行重大人事调整。值得关注的是，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美方威胁将关税提高至155%的紧张时刻，这份新规划将实体经济和科技自立自强置于优先位置，扩大内需则被排在最后。
多位专家表示，“规划”的编排顺序并非偶然，而是反映出中共正在为长期与美国战略对抗进行制度性准备。然而，政策重心偏离经济规律、内需不足等根本问题未获正视，加之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中国经济前景面临严峻挑战。
“十五五”规划三大致命缺陷
10月23日，中共官方发布了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五五”规划是从2026年到2030年实施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
会议公报将“十五五”规划定位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并坦承当前发展环境正面临“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严峻”的复杂局面。
在政策优先级安排上，“壮大实体经济”“科技自立自强”和“扩大内需”成为“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前三大主要目标。此外，规划还覆盖意识形态、公共安全治理等多个领域。
面对中共这份新出炉的五年规划，中国问题专家王赫提出了严厉批评，直指规划存在三大根本性问题。
第一大问题是“不能直面现实”。王赫指出，中国经济已陷入深坑，却采取鸵鸟政策。他强调，早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便提出需求不足、供应冲击与信心转弱三大难题，至今并未解决。
第二大问题是“没有重心、没有核心”。王赫分析，中国疫情后中产阶级陨落导致消费疲软，乃当前最大隐忧，但规划仍以制造业为核心，这并非基于经济考量，而是出于政治需求。
第三大问题是“战狼外交导致国际循环受阻”。王赫强调，中国制造业去年出口占总产值近三成，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但在战狼外交背景下，与西方对立必引发经济脱钩与对抗，这是“十五五”规划的最致命缺陷。
“规划”暴露三大深层担忧作为战时经济蓝图？
关于中共“十五五”规划的经济政策取向，台湾智库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吴瑟致特别指出，规划暴露三大深层担忧：地方债务风险、就业与消费不足，以及透过强调军委责任制与国家安全体系巩固政治领导力。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则对中共“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编排顺序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将实体经济置于首位、其次是科技、最后是内需的排序，反映出中共在经济治理逻辑、权力优先级和危机应对策略上释放的明确信号。
孙国祥特别强调科技政策位置的含义：“将科技自立自强放在扩大内需之前，透露出中共已将科技视为安全议题而非经济议题。科技不再属于创新体系的自由活动，而是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来管理。”
在他看来，“十五五”规划这种编排实际上是“一种战时经济顺序”，说明中共正在为未来中美科技战或科技长期封锁环境进行结构调整。
“这个规划强调的是可持续的韧性而非短期繁荣，强调的是国家掌控而非市场引导。”孙国祥分析道。
关于规划的战略意图，孙国祥给出了明确判断：“这份公报可以视为中共在制度层面为未来五年与美国的长期对抗做准备的官方宣示，针对的是政治、经济、科技和体制层面的长期结构性对抗。”
他分析，对内而言是以实体经济和科技自立作为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对外则是以内需循环和自主创新应对西方供应链封锁。
贸易战急剧升温“规划”再释中美对抗信号
吴瑟致警告，习*近*平仍将建立现代化军队和强军作为重要指标，“这会增加美中谈判的困境，让双方关系更难以正面改善”。
与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几乎同步，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急剧升温。10月20日，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在白宫发出强硬警告，表示如果美中达不成贸易协议，从11月1日起，美国对华关税将可能升至155%。
中共此前已于10月9日宣布扩大对稀土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川普随即在10月10日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0%额外关税，双方你来我往，火药味十足。
川普将稀土、芬太尼和大豆列为美中贸易关系的三大核心议题。他明确表示不希望中共“玩稀土游戏”，要求中方恢复采购美国大豆，并断绝来自中国的芬太尼流入。
美中贸易休战协议将于11月10日到期。为缓解紧张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与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杰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已启程前往亚洲，与中方协商稀土问题，并为川普与习*近*平在韩国举行的会晤进行筹备工作。
格里尔指出，中共的稀土措施违反了此前继续供应的承诺，并表示美中关系恶化是“由中方排除美国企业、中国产能过剩的政策所导致的”。
吴瑟致强调，当前最大风险在于“中美双方缺乏稳定、可持续、可操作的沟通管道”。这意味着即使双方有意缓和，也可能因为误判和信息不对称而陷入更深的对抗。
中共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在政策布局与战略导向上，展现了应对长期外部压力的准备态势。专家普遍认为，此规划回避经济核心问题，政策焦点偏离市场原则，且中美缺乏有效沟通机制，致使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