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幼年家贫，只上过四年私塾。后为生计，推车贩布于津沽间。也有人说，他因无钱购置小推车，只能把布匹扛在肩上，沿街叫卖。
光绪八年（1882年），曹锟投淮军当兵，继而进入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因成绩优异，1890年毕业时，直隶总督李鸿章专门上奏朝廷，列举曹锟等十余名“优等生”请予表彰。
1901年，李鸿章病逝，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将北洋军划为六镇，任命曹锟为第三镇统制。
曹锟有个最大特点，就是用人不疑，放手让其做事，并给予全力支持。
1920年直皖大战爆发前夕，张作霖问亲家曹锟：“三哥，定国军比你军力强，器械比你精，你有什么把握？”曹锟说：“我没有把握，但子玉（吴佩孚）说有把握，他的把握就是我的把握。”
说罢，曹锟命手下给吴佩孚发封电报：“你即是我，我即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幕僚觉得这太粗俗，想改得文雅点发出，曹锟摆摆手：“不要改，就这样发过去！”
顾维钧曾在曹锟政府中担任外交总长，有一件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那一回，与顾维钧同处内阁的交通总长吴毓麟、税务督办高凌蔚、陆军总长陆锦等人，反复要求顾维钧任命黄荣良为驻伦敦公使。顾维钧表示还需慎重考虑，因伦敦公使是个很重要的外交岗位。但三人并不罢休，反复向顾维钧提说此事，并找到总统曹锟，希望他能出面打个招呼。没想到曹锟听完亲信吴毓麟的陈述后，当即沉下脸来，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事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干预？这件事完全由顾总长决定，找我没用。”由于曹锟的回答毫无余地，三个人这才不再做声。
这件事突出反映了曹锟的领导风格，但凡他任用一个他信任的人，他就放手让他拥有充分的办事权力，绝不干预。
是人都会犯错，曹锟自然不免。他性格急躁易怒，火气上来，动辄便要“打嘴巴”，“打屁股”。他任第三镇统制时，有人密告某机械官营私舞弊，曹锟大怒，马上派人将其抓来，亲自责罚此人数十军棍。不久，曹锟了解到所谓营私舞弊原来出于仇家诬告，纯属子虚乌有。于是晋升这位机械官为管带，并安慰他说：“我轻信他人之言，打了你的屁股，实在抱歉！俗话说‘越打越发’，我已经升了你的官了，还请你不要计较。”
曹锟统领军队，有爱兵之心。有一年，曹锟在检阅军队时，注意到一名士兵在偷偷哭泣。他停下脚步，轻声询问原因。士兵哽咽着说，家里来信说父亲去世了。曹锟听后，安慰说：“别哭了，别哭了，给你五十块大洋，你拿回去好好安葬你父亲，尽完孝道再回来当兵。”
曹锟身后，为各方所认可，都敬重其气节，这与他晚年的表现是分不开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意图进一步南下，加紧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这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来做事。曹锟出于礼节，欲开门会客，但刘夫人堵在门外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无奈只好离开。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
日本人上门碰壁后，又派曹锟的好友，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的齐燮元来做说客。这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门卫遵照刘夫人嘱咐，紧闭大门，不予理睬。此后，齐燮元就再也没去过曹家。
1938年5月17日，曹锟病逝，享年76岁。
当时的伪北平政府、国民政府均派人前来吊丧，并送来大笔抚恤金以示慰问，被刘夫人一律拒绝。6月16日出殡当天，曹锟家眷及旧日幕僚、亲朋好友数百人戴孝参加了葬礼。
重庆国民政府因曹锟拒绝与日本合作，高度肯定，于1938年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特赠“华胄忠良”匾额一方，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盖棺论定，曹锟一生，最为人诟病的是贿选总统，成为他洗刷不掉的污迹。
但细论起来，也是事出有因，并非非白即黑。
以曹锟当时的状况来说，他已经具备出任总统的实力和威望，但为了获得程序上的合法性，曹锟还是决定通过选举的方式，来登上大总统的宝座。
对此，曹锟很有信心。他掌控的直系军力已经完全控制了北方，同时还赢得了南方部分省区的支持。按照正常选举，曹锟是可以成为大总统的。
问题出在当时的国会议员是每个省份都有名额，那些不愿意选举曹锟当大总统的地方势力，就动员本省的国会议员离开北京。
还在选举前一个月，孙中山就派人带了巨额资金贿赂广东议员回到广州。东北的张作霖也派出代表，以金钱行贿的方式，让东北籍的国会议员离开北京回到了东北。
浙江军阀卢永祥的做法更绝，他直接在天津租界成立了一个议员执行处，声称：“只要是离开北京去上海的议员，每人都能领取300大洋！”
这样一来，留在北京的国会议员数量就不够了，达不到法定人数，也就无法进行总统选举。
正是在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等人运用非正常手段贿赂议员的操作下，迫于无奈的曹锟，也有一学一，发给每位参会的议员5000大洋，动员他们前来北京开会！
面对金钱的诱惑，大批已经离京的议员又回到北京，参加了国会选举。
最终，曹锟成功当选为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也同时落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
实事求是说，如果不是张作霖等人行贿在前，曹锟是可以凭正常程序选上大总统的，用不着采取贿赂的手段。
而且，说他贿选，似乎也不准确。历史学家陈垣，是当时的国会议员，对此曾有过一番解释，说自己领到的5000元是补发历年所欠国会议员的岁费。
如果是这样，戴在曹锟头上的贿选帽子，就是有欠公允的。
2025年10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