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生产，一直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互助组是中共建政后才有的。1952年底，互助组转为初级社，1956年发展到高级社，下设生产队和作业组。1958年9月，根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高级社合并为人民公社。得胜堡村公社化以后改称得胜大队，为堡子湾公社所辖。
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要求家家户户把农具牲口、粮食、炊具、杂物等所有家产都拿出来交给生产队，然后到生产队的食堂吃大锅饭。
记得刚开始合大伙时，有些社员家里由于孩子多，劳力少，经常吃不饱饭，便偷偷把藏起来的锅拿出来，或熬糊糊，或焖山药，垫补一下肚子。当时，这是严重违规的。按照集体化的政策，就算想喝口热水都得到食堂，家里烟囱不准冒烟。那时舅舅所在的生产队，每到早中晚吃饭时间，生产队长便拎把大锤，站到堡墙上四处张望。只要发现谁家里冒炊烟，就急忙爬下来跑过去，不由分说地把锅台给人家刨烂，用大锤子把锅碗瓢盆一顿乱砸。
生产队长砸锅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把铁锅拿去炼钢。当时，全国都在高喊“超英赶美”的口号，到处是土高炉，上上下下都在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民间几乎所有铁制品都被弄到炼钢炉里去了。
生产队长经过一番整治，社员们都不敢偷偷生火了。可大队领导还是不放心，1959年初还采取过防微杜渐的方法，就是社员们互换住房。你家的房子腾出来，让别人去住，你又去住其他人家的房子。这样一来，谁家都不能再藏什么东西了。
得胜大队下设四个生产队，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有队长、副队长，另外还有妇女队长、民兵排长、会计、出纳、记工员、饲养员、保管员，技术员等，俗称“八大员”。这些人组成“队委会”，他们是生产队的统治阶级，掌握着一个队男女老少的命运。
生产队长不是终身制，一年一选，可以连选连任。选举由大队干部主持。一般由一个有名望的人提名，大家当场评议，最后报大队批准。
队长虽然也同社员一样参加生产劳动，但只是做做样子。当时有一顺口溜“公社干部肩背包，大队干部手叉腰，生产队长扛把锹”，是最形象的写照。
舅舅说：“当官儿，是个吼吼喝喝的营生；做买卖，是个多多少少的营生；耍笔杆，是个真真假假的营生；种庄户，是个实实在在的营生。出了个当官儿的，就没个不会吼喝的。有的梆子亮，一张那圪嗒嘴，地震得忽摇摇的，听得人圪晕晕儿的。有的舌头软，能圪伸，能圪缩，能拉长，能变短，方的能圝圆，圆的能拍方”。
每天清早，得胜堡的社员按生产队编制分头集合，接受队长训话及当天的农活分派。舅舅所在的生产队靠近城门口，那里的老榆树上，挂着一段旧钢轨，人们叫它钟。钟只有正副队长才有权力敲，社员是不能随便敲的，因为它是全队的号令，如同军队的军号。一听到钟声响起，即便正在吃饭，也必须放下碗筷跑去集合。晚去一刻钟要扣三厘工，“工分工分，社员命根”。为此，有的女社员即便正奶孩子，即刻扔下，连衣裳扣子也顾不上扣，就敞着怀急呼呼地跑来了。
文革高潮时，晚去几分钟，无需解释原因，就要戴懒汉牌。懒汉牌是木板制作的，长一尺一二，宽七八寸，厚五分左右，上面用毛笔写着“懒汉”三个字。一个小队制作两块懒汉牌，懒汉牌天天有主。懒汉牌也有坐庄的时候，如果坐庄，就延长劳动时间，甚至晌午饭都不让回家吃。那时，家家户户都没钟表，有时你只要晚到一步懒汉牌就到手了，第二天发送不出去你就坐庄了。
某次，社员们早上等钟声出发下地劳动，结果敲钟的人竟然找不到那个钟了。钟不响人就不来，一时人忙无计，乱作一团。后来一查，是某社员昨天觉得干活累了，想今天早上多睡一会儿，把钟藏起来了。后来，那个社员被轮番批斗了五六次，扣了十天的工分。
与舅舅生产队相邻的小队，上工时不是敲钟，而是吹一种笛。那个笛子是不锈钢管的，是基督教民奉献的，外表铮明瓦亮，跟解放前外国租界里洋警察吹的警笛一个声音，听起来别有一番味道。两个队集合的信号不同，应该是为了便于社员区分吧！
钟声过后，社员们陆陆续续从家里出来，带着各自的农具，来到集合地点——老榆树下。在等人的过程中，男社员们见了面拿出旱烟末、纸条互相让着卷烟吃，上年纪的一般用烟袋锅。一阵寒暄礼让之后，一团团的青烟从人群中徐徐地升腾起来，萦绕在一个个灰头土脸上。间或伴着几声或高或低的咳嗽声。人们一边吧嗒着烟，一边东拉西扯地闲谈起来。谈论的内容或者是天气，或者是庄稼的长势。喜欢听广播的就议论刚听到的国家大事。
对于国家大事，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解读，对或不对并无大碍。再加上广播的标准国语他们听不懂，因此说起来常常驴球马胯差的很远。记得1963年，中苏论战时，一个村妇就问另一个村妇：“老喊打倒人家黑路媳妇，黑路媳妇咋啦？”令人喷饭。
1972年尼克松访华，社员们都说，尼克松是帝国主义最大的坏头头，这次来了说甚也不能放他回去，要坚决抓住枪崩他！队长一听急忙大声宣布：“毛主席决定了，这次暂时不杀他！”社员们一片哗然，对此格外气愤和不理解。
1970年代，堡子湾公社的返销粮里有进口的饲料玉米。不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如何打探到了此事，要派专员来华调查。为了应付调查，得胜大队还专门给社员开会，千叮咛万嘱咐说：“如果美帝来查问，你们就说那些玉茭颗子都喂猪啦，千万别说给人吃了！”许多社员为此愤愤不平：“莫非额们都是猪？”
每天早上，人来齐了，生产队长便根据当天地里的情况，按照男女，体力强弱等不同情况分配农活，然后大家分头去干。晚上收工时，由记工员跑着到处记工。
文革时，人们上早工，到地里干一会活，再回来吃早饭。吃早饭前，还有一样重要内容，就是社员们十几个人站一排，分头背诵《毛主席语录》，会背的才放回去吃饭。开始时挺严肃，年轻记性好的，一次背一段，还能过得去。但岁数大、嘴笨的，即便现教也说不来。比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仅十个字，教了一个老贫农二十遍，从他嘴里出来总是“千万不要阶级斗争。”最后有一纳鞋底的妇女看不下去了，在边上多嘴：“千万不要忘记带针”。这他倒是记住了，但又被社员们指证他篡改毛语录，那罪行可不轻。队长慌忙说：“吓死人啦，快算球啦，再背出事儿呀！”
一天早晨出工，到了地头，队长让人们分头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有个老奶奶没文化啊，记不住这个词儿，琢磨半天，喊出来的是“祝毛主席贵贱不死！”“贵贱”，雁北方言，就是一直不死的意思。这个老奶奶年轻时给队长开过奶，因此人们对她格外开恩，哄笑一气就算过去了。
还有一天早晨，队长带领大家背诵《为人民服务》中的经典段落：“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其中有一句是“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当背诵到这句时，一个富农子弟开玩笑，小声嘀咕了一句：“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人不同意。”尽管声音很小，还是被站在附近的民兵连长听到了。这还了得，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就是篡改毛主席语录，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不敬。
当即，民兵连长一声吆喝，那个说“死的人不同意”的富农子弟被带到毛主席像前，令其跪下叩头请罪。直磕的满面灰土，脑门出血才算了事。
那时生产队经常开会，学习毛泽东思想，传达公社精神。有时白天开，有时晚上开，凡能行动的都得参加。
会一般在大队部开，会议室是三间或五间打通的大正房。南北大炕，炕头有几卷行李卷，是饲养员、更夫和五保户的。当年，生产队的一些重大活动都在这里进行。那场景，那气氛，那诙谐幽默的故事，那多姿多彩的面孔、人物，都深藏在人们的记忆中。
文革高潮时，生产队的会更多。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生产队长虽然不识字，但上衣口袋里总要别管明晃晃的钢笔。他开会特别有经验，出口成章，会煽情。人越多、场面越大越兴奋，停不下嘴来。常常一口气能滔滔不绝地讲几个小时。诸如“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党的恩”“抓革命，促生产”“早起三点半，晚上看不见”“白天红旗飘，晚上红灯照”……把社员讲的晕头转向。当时的会议除了搞阶级斗争，忆苦思甜外，还组织社员学习老三篇《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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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得胜大队队长，领着一班人，披红挂彩，敲锣打鼓地去堡子湾迎接红丝绸包扎的“红宝书”。回来后，又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将“红宝书”分发到贫协队员和先进社员的手里。领到的人都捧回家，摆在了堂屋的佛龛里。
那些年，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生产队形成的。比如，选队长，修水利，出民工等。有些大事能呛呛到半夜。有的人时间一长就睡着了，甚至打起了呼噜。直到散会，才有人喊一声：“别呼了，起来尿泡尿再睡！”于是人们一起哄笑起来，然后欢声笑语地往出走。
那时，得胜堡也经常吃“忆苦”饭。就是在大队部院里架口大锅，把地里采来的野菜，放进锅里煮，撒上米糠和麦麸，像猪食一样，有时比猪食还难喝。按要求，每个社员都要喝上一大碗。一次，一个年轻社员，端着碗，装着到远处喝，悄悄倒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被人发现后遭到了痛殴。
舅舅对门院有一家人，男人姓苏。他们家人多，有五、六个女孩儿。老苏两口子平时都很激进、很革命，经常有超人的积极表现。
每当吃忆苦饭时，别人家的孩子都是每人领一个忆苦饼子，而老苏家的孩子却每人领好几个。别人都纳闷，如此难咽的饼子，他们领那么多咋吃呀？
队长看到老苏家的孩子领得多，心里高兴，觉得她们有觉悟、挺好，就不止一次地在会上表扬老苏家。可是后来，队长突然不再表扬老苏家了。原来，据有的社员悄悄地揭发，别的孩子领了忆苦饼子是自己吃了，而老苏家的孩子领了忆苦饼子却是统统拿回家喂鸡。老苏家喂着不少母鸡，每次吃忆苦饭对他家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省下来好几天的鸡粮！
有时还要开“忆苦”大会。社员们白天要下地，忆苦会基本上都安排在晚上开。会场布置在场面的空场地上，搭上台子，两边木杆上挂着两只马灯。民兵队长二狗把四五十岁、驮背的地主和地主婆押上来，让他们弯腰撅腚地站在台上，面向黑压压的社员。一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跳上台揭发地主过去如何欺压剥削长工。
妇女队长让几个嗓子好的妇女，在台上互相搀扶着，唱起那支《不忘阶级苦》的歌。当时那首歌在大江南北很流行，前几句歌词是：“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歌词通俗易懂，曲调婉转悠扬，加上妇女们唱时带着哭腔，听得人们直掉泪。
会议进行到高潮处，民兵队长跑上台去，照着地主的又黑又脏的脸就是几巴掌。抽得他跌倒又被抓起，边打边呵斥：“还不老实，跪下！”一脚踹得地主跪在台前，地主婆也乖乖跪在一起。朦胧的灯光下，殷殷暗血从地主干瘪嘴角流出来。突然，有一个人冲上台振臂高呼：“打倒恶霸地主！”，台下群众也举起胳膊跟着呼应：“打倒恶霸地主！”那个人又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吃水不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台下人也继续跟着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
在一次忆苦会上，队长讲述了自己解放前的苦难：“我从小就当长工，在地主家干活，地主为了剥削我们的劳动力，农忙时还让他老婆送饭到地头，有时还带一点酒过来，为的是延长我们的劳动时间。如今我们翻身作了主人，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所以我们要听党的话，好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还有一次，是请一个“五保户”给大家“忆苦”。他先讲旧社会如何苦，家里揭不开锅，逃荒饿死人，讲到最后，没把住嘴：原本想解放后，能过上好日子，哪知道，还是吃不饱。吃不饱还不算，连出去逃荒都不行。我的老婆娃娃都是60年饿死的。让支书听的直冒冷汗，赶紧说老贫农身体不好，高血压头晕，把时间闹错了。
开忆苦会，娃娃们觉得热闹好玩，台前台后地乱跑乱窜。会场凉风习习，木杆上马灯摇晃，灯焰跳动，光线昏暗，背后是无边的沉沉夜色。这激动人心而又有些叫人害怕的场面，在许多人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像一个遥远的梦境。
1968年，得胜堡也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清理阶级队伍”。大队办公室成了运动的指挥部，也是批斗人的地方——官方名字叫“学习班”。第一批到“学习班”受教育的是在册的十几个“地富反坏”分子。
“学习班”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规定、《毛主席语录》、《两报一刊》社论及有关文件，其次的活动是“请罪”。“请罪”的方式是面向毛像，躬腰90度，直至汗流满面不能自持，然后起来立正交待问题。有时还要给“请罪”人脖子上挂筐，筐里放砖石，以增加重量。更厉害的是故意让“请罪”的人站在条凳上，然后从背后用脚把凳子踢倒，毫无防备的“请罪”人就从凳子上栽下来，摔得满脸是血，惨不忍睹。
如果被认为“请罪”态度不够诚恳，则要对其进行“帮助”。“帮助”就是打嘴巴子（后来升格为用器械打人），由大队选出的运动积极分子、“治安员”来例行公事。有时主持人可以指定某个“坏人”去打另一个“坏人”。有的人被打后如果态度不够好，那就要被反复打，直到打服为止。
为了搞好生产队的阶级斗争，公社及生产大队的领导，往往因势利导地从年轻人入手，把他们的入团、入党、评先进、提拔与阶级斗争观念性强不强挂钩。年轻人如果想进步，必须要“爱憎分明，斗争性强”，得胜堡一时出现了许多六亲不认的积极分子。
那时，得胜堡设有高音喇叭，播出时，全堡的人都能听到。广播站设在公社所在地堡子湾。广播以歌曲《东方红》开始，《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束。林彪折戟沉沙后，改成以《国际歌》结束了，因为《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的歌名林彪曾题写过。
六七十年代，建立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生产队，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突出的标志是生产工具的落后，所用的农具与一两千年前差不多，主要是犁、耧、铧、铲、镰、锄等。好在大队饲养了一定数量的牛、马、驴、骡，饲养院在那时是生产队不可或缺的标配。
那个年代农村生产队实行按劳计酬的分配方法。工分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收入，是社员吃穿用的主要来源。忙碌一年的社员们最盼年底分红，为这点钱望眼欲穿。
男劳力一天计一个工，女社员计八分工，老弱病残及小孩子们酌情而定。生产队评工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工分评高了会引发众怒，评低了则影响当事人今后的出勤积极性。队委会兼工分评审小组职能，评审小组拿出初步意见，经大家讨论后，再由他们一锤定音。在工分评议过程中，社员们常常为了一分一厘，吵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大打出手。“地富反坏”属于阶级敌人，是入另册的。他们常常干最重的活儿，拿最低的工分。
文革时，评工分还要考虑政治表现。听队长话的，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的，队里还发给“觉悟票”，“觉悟票”到年底分红时可以算工分。队长也代表党，不听党的话就让你饿肚子。
此外，农民还要负担大队干部的报酬，每人每年补助一百到三百个工分；还要负担村办学校的民办教师的报酬，每人每年补三百个工分；还要支付公社敬老院、本村的五保户、军烈属的生活费用。
那时农民的口粮标准是360斤，叫做“够不够三百六”。这360是指皮粮来说的，真正到手的当然不够360斤。分山药蛋，五斤要顶一斤粮；还有秋收时的损耗，比如豆子炸荚会崩掉豆粒、玉米丢棒，这些秋收损失也要从口粮里扣除。这样，每人每年实际分到手的口粮大约三百二十斤，再扣除加工时的糠麸，得到成品粮仅有二百五十斤左右。每天每人的粮食定量约六七两，所以挨饿是常态。生产队的社员大多面黄肌瘦，根本看不见一个胖人。
每年年末，生产队把全年粮食、油料等经济作物的总收入，扣除提留，除以全大队的工分合计，便得出工分值。得胜堡平均工分值约二毛多钱，年景好时三毛多，年景差时不足一毛。全年每户工分值，减去分粮的钱，劳力多人口少的叫“进款户”，劳力少人口多的叫“欠款户”。在靠苦力吃饭的日子里，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男人，就是家庭的希望。
几家欢喜几家愁。“进款户”是得胜将军，趾高气扬；“欠款户”是败军之将，垂头丧气。每年决算都要进行到深夜。如果有余下的钱，就去供销社买点零食来大家吃。此时无论进款户、欠款户，都会喜气洋洋，笑逐颜开。
得胜堡有个女人每次分粮去的最早，却又每每空手而归，因为他男人在外乡鬼混，不往回拿钱。孩子又都小，工分根本就不够基本钱，所以口粮就没她的份。天黑的时候，她就搬一架梯子，登上自家墙头，一边痛哭流涕一边呼唤自己丈夫的名字。哭得每家的炊烟都飘不起来，村子里的女人们少不了要到梯子下一通苦劝。不知是什么人出的主意，说是只要女人每天这样哭着呼唤一阵，男人在外面就会心慌意乱，非回来不可。后来她嗓子也哭哑了，哭的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也颇为凄惶，也不见男人回来，口粮也没多出一颗，也就收了声，改在家里打孩子出气。
舅舅们因为孩子多，被欠款户的帽子压的喘不过气来。后来生产队有规定，必须先交清欠款，才能分到应得的口粮。为了不让家里断炊，舅舅们轮番跑到呼市来和我们借钱。父母亲不能见死不救，自己没有时也得再找人周借。那种捉襟见肘备受煎熬的日子，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想起来依然刻骨铭心。
后记：
1964年，堡子湾公社开展“四清运动”。工作队来了以后，撇开农村干部，先访贫问苦，调整阶级阵线，然后成立贫下中农协会，选出最穷、受苦最深的人当贫协主席。一切停当后，全公社召开声势浩大的誓师动员大会。
那次大会，有点像“镇反”时枪崩人的公判大会。在公社中学的操场上搭建一个台子作为主席台，前面立着一个牌坊样的架子，架子上方拉着横幅，横幅写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誓师动员大会”，架子右边贴着标语是：“打击贫下中农，就是打击革命！”架子左边贴的标语是：“贫下中农万岁！”横幅、标语全是白纸黑字，使会场气氛更为肃杀！
那时已是寒冬，天上乌云低低压在人们头上，朔风呼啸着，“四不清”的干部们不但身上冷，心里更冷！他们不再是对社员凶神恶煞，趾高气扬的干部了，也不再是三天两头喝的醉醺醺的酒鬼了。他们都耷拉着脑袋，在工作队和贫下中农押解下进入会场。
大会开始，工作队长在主席台上作简短讲话，然后由公社贫协主席王大爷上台控诉“四不清”干部王四蛋，他说：“……干部欺压我，可恶得很，食堂化那阵儿，我们天天清汤寡水，我的娃娃就是那年饿死的……呜，呜呜……”王大爷边哭边控诉：“你说这些圪泡干部有多可恶，解放前我给地主受，他们吃肥肉，长工吃瘦肉！他当队长时倒好，我们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一个油珠珠儿！……”
这时，工作队副队长，不等王大爷控诉完，就带领贫下中农呼口号，顿时，口号声响彻整个会场：
“打击贫下中农，就是打击革命！”
“把打击革命的‘四不清’分子揪出来！”
会场一阵骚动，几个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从会场中揪出一个人来，他就是全公社有名的活土匪——得胜队大队长王四蛋！
积极分子把他从人群中提出来后，急速把他反手拉到台前。工作队里的两个便衣公安人员，迅速用准备好的麻绳，以熟练的动作，迅速把王四蛋五花大绑起来。人们看到这个态势全懵了，有的干部心里想：他这点事都过不去，恐怕我也跑不脱！一阵冷风吹来，好多干部控制不住身体发起抖来！
接下来又有一个年轻人跳上台来，他控诉永兴大队的支书黄麻子贪污，他说：“……我们大队每年的帐目从来没有公开过，上头发的救济款都填到狗屄里去了……”
他还没控诉完，两个公安便衣已在动手捆绑被积极分子揪出来的黄麻子了！
随后，工作队副队长宣读了对两人的逮捕证，待两位大队干部被公安人员押走后。工作队长在会上宣布说：“从今天起，各大队举办‘四不清干部学习班’，全体干部参加，不准请假，上楼洗手洗澡，交待问题。如果顽抗，今天这两个人就是你们的榜样！……”
直到多年后，得胜堡的乡亲们还在怀念那场“四清运动”。他们说，毛主席活着那阵儿，那些家伙再灰也有个底线，现在的村干部灰的没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