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婆婆今年八十九岁了。她养了四个儿子，现在有四个孙子女和一个曾外孙。
我和我先生在国外相识，皆非元配，又因高山海洋隔阻，谋生俗务缠身，我只见过婆婆一次。她说着一口我听不懂的方言，每次我先生给她打电话，我听着都像在吵架。
三年前，我去拜见婆婆，我先生当翻译，我婆婆对我说了四句话。她的头一句话是：“你挺好的。”
我不大清楚她是向我问好呢，还是夸我好，也许两者都有。她是一个寡言的人，我也不清楚她天生寡言，还是一辈子都没空儿说话。
婆婆生长在乡下，是家里的长女。她十五岁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留下了四个妹妹和一个抱养的弟弟。那时弟弟才五岁，并且一眼已盲。她拉扯大了弟妹，二十五岁才嫁给我公公——一个农村的小学教员。嫁过去时已经是大女，婚后第四年，她生下第一个儿子，家中长辈总算松了一口气，因为有了儿子，那点儿可怜的家产才不会被外人拿走。此后，大约每隔三年，她就生一个儿子。
大概是1957年，我公公得罪了什么人，被发到更远的山里，半年才能回家一次。他每次出门，总要返回好几次，甚至十几次，查看这个，交代那个。地里一起干活的人看见他这么啰唆，就嘲笑我婆婆。那个家只有我婆婆和我婆婆的婆婆支撑着，我公公总是不放心。
1960年冬天，我公公从山里回来。就在离家二三百米的路上，他走不动了。过路人到家里报信。我婆婆把他背到家，又背到医院。医院不收，因为这样因饥饿而濒死的人太多了。我公公面如土色，还有那从未见过的绝望的眼神。作为当时在家最年长的男人，我先生将父亲僵硬的身体放进棺材里。那时，我先生还不满十四岁，他的弟弟们依次为十一岁和六岁。从此，那个家还是两个女人撑着。
婆婆种田，除了养她的儿子们，她还养鱼、养羊、养猪狗、养鸡鸭鹅兔。她在田里劳作，一碰上田螺就放在腰间的箩筐里。当她走出水田，小腿上经常贴着蚂蟥，一拉，血就流下来。回家路过菜园时，她扯几把菜摘几条瓜。我婆婆不识字，可是上集去卖菜，斤两和钱数算得一清二楚。
我先生刚上小学时，我婆婆给他缝了个书包，他嫌难看，从来不背。他宁愿夹着书或揣起来，所以他的书磨损得特别快。初中时，他被要求参加一次大典，而那次活动又要求都穿白衬衣蓝裤子。当时，我先生是万白当中一点墨。自然，他受到了严厉批评，他回嘴道：“我妈穷，买不起白衬衣。为什么他们在上面看着，我们在底下晒太阳？”
其实，我先生的老家并不是个穷地方，但是我婆婆去水库挑土，从坡下挑到坡上，挑十担只有一分钱。那时我婆婆的婆婆已经六十岁了，乡里人厚道，不让她挑土，就让她发签，一个签就是一担土。虽然她们这样一滴汗一滴汗地干活养家，也不过温饱而已。上中学时，为了省一点寄宿费和一张席子，我先生兄弟俩共一个铺，枕方砖而眠。
我婆婆十分清瘦，耳垂很长。那天，她坐在木椅上，对我说出了第二句话：“他从来就不爱干活，还不让别人干活。”
“他”指的是我先生。这些年来，我是他“不爱干活”的直接受害者，岂有不知。所以，我经常将一顶懒人的帽子送给他，他也一再坚辞不受，理由是他的脑子从来不懒。可是我看不到那里面，怎么知道？
我们合居的头八年，他几乎不务任何家事。每日晨起，他的手永远伸向放在最外面的那件衣服。那衣服当然都是昨天穿过的。如果没人替换那衣服，他很可能永远穿昨天的衣服。当他经常性地倒穿或翻穿衣服的时候，他总是一脸无辜地辩解道：“昨晚脱下来，不就是这样的吗？”
其实，我们家的那位懒人五岁就下地干活了。他干什么呢？他摘茉莉花。茉莉花只有一日好，在花开的那天，必须快采。天蒙蒙亮，全村人举家出动，无论男女老幼，每人身上都绑着个箩筐，摘呀，摘呀，不停地摘。太阳出来，大人下田，孩子们就背着口袋，把茉莉花送到收购站，去晚了，就不收了。孩子们急着赶路，走得满头大汗，乡里人厚道，看见了，就拿水给孩子们喝，那水里还放了蜂蜜。
我先生至今不喝茉莉花茶。我以前不知道，曾托人带过一包茉莉花茶给我婆婆，她节省得很，也都喝了。
我问我婆婆：“他怎么不让别人干活？”
我婆婆说：“大家都在地里干活，他就讲七讲八，他的弟弟们都去听他讲。”
南方的夏天，正当收割的时候，太阳特毒，麦芒刺人。自五岁开始劳动，我先生年岁见长，也逐渐地“变坏”。大约十二岁时，他读光了凡是他能找到的书，甚至抄了一些书，那些书烂在他的肚子里。北京人常说，下雨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那些书烂在他肚子里，烂着也是烂着，所以他一边干活儿，一边讲他从书里看到的事儿。
他的弟弟们一面干一面听，听着听着，头逐渐抬起来，手也逐渐慢下来了，最后干脆都停下来，围在他身旁听。我公公明察秋毫，知道他家老二的劳动态度从来不好，现在居然还教唆他人怠工，于是就开始揍他。偏偏这个老二天生就是个杠头，越揍越不低头，从此就埋下了仇恨劳动的种子……我先生如是说。每当此时，我就如是说：“当时你妈干什么呢？你怎么不见贤思齐呢？”我先生无言，因为连我都知道，我婆婆一定是埋着头，一路割下去，汗珠子砸在地上，洗白了她的蓝布衫。我婆婆家里的孩子都是五岁就下地，干活是理所当然的，你看到母亲、祖母都在干活，你怎能不干呢？
乡下的孩子从来没有玩具，他们捕鱼、捉鸟、种花。秋天里，爬到树上吃一天水果，那可是龙眼树呀。如果发生水灾，孩子们就将门板放下当船，向田野里撑去，他们觉得那是最大的快乐。我先生说，他小时候最喜欢冬天，因为那时活儿少。只要活儿少，就是农村孩子最大的幸福。但是，我婆婆长年打赤脚在田里劳动，脚跟长年皴裂，冬天尤甚。在煤油灯前，婆婆坐在床上，旁边放一只碗，碗里放着几块鱼胶，她将鱼胶放在灯上烤软，然后再黏到她脚板的裂口上。
我先生开始有记忆时，家里经常只有他一个人。当突然醒来，他觉得特别孤单，也很饿。小小的人儿就慢慢走到地里去，去找我婆婆。看到妈妈，他心里就踏实了。从地里回来，他趴在我婆婆的背上，那件蓝布衫上积着一层汗碱，他还记得母亲身上汗的味道。当他再长大一点儿，我婆婆有时去走亲戚。每次去，她都抱去一只鸡，提回来一只鸭或一条鱼。每当我婆婆出门，他就在门口等候，远远地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然后是那件熟悉的蓝布衫。如果我婆婆进城卖菜，有时就给孩子们带回馒头或包子，她自己却从来不吃。
我从未见过我先生的祖母，也就是我婆婆的婆婆。听说她出生时就没有发育好，家里以为她活不下来，就把她放在一个路口，有奶的妇女路过时就喂她一口，她就这样长大了。后来她生了四个孩子，只有一个活了下来。当祖母在村口喊孙儿们时，她的声音洪亮而凄厉，孩子们听了，绝不忍心在外多停留。
我先生说，他年幼的时候，很怕祖母会死去。总对祖母说：“到时候，你千万记住，不要把眼睛闭上。”祖母听了，只是笑笑。从十六岁上大学之后，我先生就长年在外。每次和祖母告别，总是担心那是永别。祖母也总是颤颤巍巍地将他送上大路。最后一次送别时，她已经将近九十岁了。她九十二岁的那年夏天，一个下午，她对邻居说：“天很热，我很累，想回去睡了。”过了一会儿，我婆婆进屋，发现她半个身子仍在床外，就上前扶她。那时她已经无法说话，五十年的日夕相处，诀别即在此刻。我婆婆的婆婆眼睛里淌出两颗眼泪，就这样无疾而终。
我婆婆的婆婆过世时，她的孙子远在大洋彼岸。一天，我先生收到一封家信。一见信封，他就意识到这无法逃避的一天终于到来。从来不哭的他，大哭起来。记忆中，他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就是一些夜晚，那些摘过茉莉花的夜晚。星月灿烂，十几里地的茉莉花田浓香袭人。孩子们都坐在晒场上，听他们的祖母讲故事。她的肚子里似乎有说不完的故事，那是代代相传的。那些故事就像她脑子里的许多草药偏方一样，再也不存在了。
我的婆婆不识字，我婆婆的婆婆也不识字，一辈子就养大了儿孙。人们说母爱都是一样的，可是我觉得农村的母亲还是有些不一样。
那天，我婆婆站在门口，她对我说了第四句话：“有你照顾他，我安心。”
我婆婆叫石妹馨，我婆婆的婆婆叫徐兰花。
（选自《温故》（之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