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卡撒兹纳霍凯。图：翻摄Krasznahorkai官网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由匈牙利作家卡撒兹纳霍凯（László Krasznahorkai）夺得，他被封为“末日大师”，却希望用文字带给下一代面对末日的力量。
在这个终将毁灭的世界里，他要扮演那簇寄予人们希望的火苗。
台北时间10月9日晚间，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宣布，由71岁的匈牙利作家卡撒兹纳霍凯（László Krasznahorkai）摘下今年桂冠。他是继2002年已故文豪克德斯（Imre Kertész）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匈牙利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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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东方世界对他相对陌生，但多年来，欧美文坛早已将他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
美国作家兼评论家桑塔格（Susan Sontag）封他为“当代匈牙利的世界末日大师”；负责颁发文学奖得主的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姆（Mats Malm）亦盛赞其作品，“能在末日般的恐怖中，重新确认艺术的力量。”
即使已过古稀之年，卡撒兹纳霍凯忧郁的深蓝眼眸，依然清澈深邃，仿佛可以看透世界的本质。
自我剖析》对人类世界具有反抗性质
他关注俄乌战争、关心底层人民、反对包括共产和法西斯在内的极权体制，每当他想到当今世界的现状，就会感到格外悲伤，“我是个忧郁的人⋯⋯，成为忧郁者，也意味着对人类世界具有某种反抗性质。”他尝试自我剖析。
卡撒兹纳霍凯虽然将当代视为末日，却不因此感到绝望，反而希冀以写作为媒介，给予人们面对末日的力量。因此，在他的著作如《撒旦的探戈》、《反抗的忧郁》、《战争与战争》之中，虽皆触及毁灭与灾难，但背后的真正核心，是凸显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仍心存希望的人们。
要写出宛如末日的氛围，创作灵感也必然源于苦涩。欲探究其作品基调的源头，就得回溯到卡撒兹纳霍凯阴郁苍凉的少年岁月。
1954年，他出生在匈牙利东部小镇久洛（Gyula）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则在社会福利部门工作。在二十世纪初欧洲的反犹浪潮下，他的祖父刻意改姓以便融入社会；他直到11岁才得知自己的犹太血统。
他从小就喜爱阅读，尤其是卡夫卡（Franz Kafka）和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充满荒谬与怪诞的文字，更让他深深着迷。
除了文学，卡撒兹纳霍凯也擅长音乐。1973年，19岁的他进入大学，原想跟随偶像卡夫卡的脚步攻读法律、研究犯罪心理学，也想过要成为一名音乐家，但最终选择主修匈牙利语言与文学。
流浪逃兵》从矿工到看管牛只都做过
值得一提的是，卡撒兹纳霍凯虽身处苏联附庸国匈牙利，选择的毕业论文主题却是反法西斯、反共产主义作家马芮（Sándor Márai），显露出反抗精神；他也曾入伍服役，但因为不愿无条件服从而频频被监禁，最终选择逃兵。
为了躲避兵役、也想体验社会底层生活，他孑然一身地离开家乡，并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独自游荡在街头。
这段岁月，也真正奠定了他日后苦涩、晦暗的文学风格。
逃兵期间，他三不五时就得换工作，一开始做过矿工，但这位文艺青年当年瘦得不成人形，得靠伙伴帮忙才能推动矿车，无法长期栖身矿场，只能继续流浪。
其后，拥有大学学历的他，找到性质类似图书馆员的文化馆馆长工作，并指导罗姆人（吉卜赛人）孩子识字，与族人建立起深厚友谊，却因此引起与罗姆人不合的匈牙利居民不满，放火将文化馆烧毁，逼他离开小镇。
最终，他辗转找到“一生最喜欢的工作”——负责巡视养牛场、在夜间看管约3百头牛的夜间畜牧管理员。
这份工作，让卡撒兹纳霍凯有充裕的时间读他心爱的卡夫卡，以及被他誉为“圣经”、英国作家劳瑞（Malcolm Lowry）的半自传性质小说《火山下》。
那段居无定所，流连于酒吧、铁路、车站和夜间列车的日子，让卡撒兹纳霍凯亲眼见证共产制度下所谓公平的假象，“那些默默无闻地来到世间、生活、工作、养育子女然后消逝的人，共产主义曾承诺给这些人带来公正的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严词指出。
见证这些苦闷的同时，文字，也成了他最好的寄托，他尝试将这些所见所闻拼凑起来，由于没有舒适的写作环境，他养成了在脑中工作的习惯，只有当累积15到20页的篇幅时，才会动笔写下来。
卡撒兹纳霍凯的多本著作都曾被拍成电影，如《撒旦的探戈》1994年被改编成长达7小时的电影巨作，挑战观众的观影极限。
▲（图／取自Arbelos YouTube）
卡撒兹纳霍凯的多本著作都曾被拍成电影，如《撒旦的探戈》1994年被改编成长达7小时的电影巨作，挑战观众的观影极限。
▲卡撒兹纳霍凯的多本著作都曾被拍成电影，如《撒旦的探戈》1994年被改编成长达7小时的电影巨作，挑战观众的观影极限。（图／视觉中国）
一鸣惊人》描写崩坏农村讽共产体制
在对出版品严格审查的共产匈牙利开始发表作品后，卡撒兹纳霍凯很快引起警察注意，曾遭拘留盘问，还被没收护照，但他一无所惧。
1985年，他冒着惹怒政府的风险，正式发表处女作《撒旦的探戈》，描写一个贫穷、崩坏的农村生活，结果一鸣惊人，至今仍是他生涯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
“包括我自己，没有人能理解《撒旦的探戈》是如何得以出版的，因为它绝不是一部对共产体制‘安全无害’的小说。”或许是铁幕已摇摇欲坠，也或许是审查者想证明自己的道德勇气，这部小说不仅顺利问世，还获得广泛关注。
不只是故事中揭示的生活过于真实，卡撒兹纳霍凯的文字风格也极具特色。或许是因为玩过音乐，加上崇拜果戈里、梅尔维尔及卡夫卡等作家，他的文字像乐章一样充满节奏韵律、不轻易中断，例如《撒旦的探戈》的12章皆为单一段落，叙事相当紧凑。
“有趣的是，如果你想对我说什么，其实也不用标点，这种语言使用方式，引导我形成一种既丰富又贴近日常语言的表达。”他解释自己少用标点符号和段落的原因。
《撒旦的探戈》获得的回响，完全出乎卡撒兹纳霍凯的意料，因为他原本只打算完成一本小说，就回去玩音乐，在将手稿交给编辑时，还一度要求不要印上自己的名字。
这股抵触与反抗，在他身上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从未渴望成为一名作家，直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属于文学圈的一分子。”卡撒兹纳霍凯直言，对他来说，写作更像是一种传递力量的方法，不该赋予任何利益与目的。
命运却不知怎地，冥冥中不断将他推向文学的巨流，“我原本只打算写一本书，但在读过《撒旦的探戈》后，却不是很满意⋯⋯。”他不讳言，自己对第一本书有些失望，令他萌生想透过另一部作品弥补缺失的念头，“我想就再试一次，也许这次能成功，结果就这样一部接着一部，再也停不下来。”
1987年，重获护照的他，首次离开匈牙利，到西柏林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当时的西柏林，各类艺术家都被吸引到这里从事创作，我们坐在同一家酒吧，甚至同一张桌子上，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好。”他清晰记得这段时光带给他的熏陶。
“从那时起，我就从未忘记自由的滋味。”兴许是因为德国的经历让其眼界开阔了起来，此后多年，他频繁旅行，除了欧陆，也曾到访东亚的日本、蒙古和中国，书中场景也开始有了变化。
例如，他的著作之一《天空下的毁灭与悲伤》，即是根据他到中国考察的经验而来，描写一位匈牙利人前往中国，试图揭示其古老文化与当代社会间的关系，依旧离不开他对当地社会的思辨与观察。
现在看来，卡撒兹纳霍凯往往被称作反乌托邦、反共产主义和反法西斯的代表作家，但他却强调，“我从不想写政治小说！我对共产政权的反抗，并不是政治性的，而是针对整个社会。”
▲卡撒兹纳霍凯（右）在欧洲已是备受推崇的知名作家，见面会上吸引许多书迷排队签名。（图／法新社）
勇于发声》呛总理对俄乌战争保持中立
他的反抗不只出现在文学作品里，也在生活中实践。如他曾公开批评现任匈牙利的威权总理奥班（Viktor Orbán）对俄乌战争的中立态度，“当俄罗斯入侵邻国时，一个国家怎能保持中立⋯⋯，而且这话是由一个国家领导人说的，特别是被俄罗斯入侵过的国家。”他毫不避讳地点名批评，就像他书中的一贯作风。
“我是一个未经任命的时代记录者。”卡撒兹纳霍凯如此定义自己，他不仅用自己的双眼和笔触，为这个时代做记录，对于眼前的“恶”更勇于发声，这些都赋予了他的小说在文学之外更高层次的社会意义。
“我有义务描绘出那个没有希望就无法存在的人，给予下一代一些东西，帮助他们捱过这个时期。”面对这混浊的当代末日，他由衷期盼著。
卡撒兹纳霍凯（László Krasznahork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