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笼罩的北京天安门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当时，毛、江共有一个秘书叫戚本禹。

1967年1月9日，江青有了一个专职秘书，叫阎长贵。到1968年1月9日，任江青秘书一周年之日，阎长贵沦为阶下囚，之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近八年。再之后，被流放到湖南西洞庭农场五年。

为什么阎长贵服务江青一年却换来八年牢狱之灾？这天上、地下的巨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被江青辞退

1968年1月8日晚，另一个为江青服务一个月却没有见过江青面的机要员杨银禄从老家奔丧归来。第二天上午，阎长贵领着杨银禄去见江青。阎长贵向江青报告后，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阎长贵只得没趣地离开江青办公室。

被中央警卫连看管

当天，阎长贵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找阎长贵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

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汪东兴让阎长贵收拾一下东西，然后把他送到钓鱼台中央警卫连连部。路上，汪东兴对他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

当时阎长贵也没多想，他自认为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不怕“例行手续”，就跟着汪到了中央警卫连连部。

而所谓的“例行手续”，实际上是在警卫连战士的看管下做“离任审查”。

被押解到秦城监狱

1967年1月23日晚，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阎长贵谈话。姚文元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先开口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指陈伯达，陈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指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指杨成武）……”

姚文元没有说自己，他介绍的三个人是当时的党、政、军高官。这阵势表明：阎长贵的问题大了。

接着，谢富治说：“江青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阎长贵连连点头说：“好，好，我有什么就交代什么。”但接下来的一幕，让他心里瓦俩凉哇凉。

陈伯达要求阎长贵按照他的口授，给阎的妻子写一封信：“××：我因公出差，把一些文件忘在家里了，现派人来取回。你们住的地方，按照组织的安排搬到××……。”

明明没有“因公出差”却硬要写“因公出差”，明明没有“把文件忘在家里”却硬要这么写，还要妻子搬住处。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是要对从山东农村到北京来治病的阎的妻子临时住处进行查抄。

第二天，阎长贵被告知：“给你换个地方。”这一换，就被从钓鱼台换到秦城监狱去了。

被囚禁秦城七年半

1968年1月24日深夜，阎长贵被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押着，乘一辆吉普车，直奔秦城监狱。他被关进一间只有六七平米的单身牢房，从此，他的名字变成了一个代号：6820。在这里，他一呆，竟是七年半。

有记者曾问：“你在秦城没受苦吧？”

阎长贵回答说：“皮肉之苦倒没受过（只被罚站过一上午），但精神的折磨足以使人崩溃。在狱中，我有两点体会最深：一是‘人是社会动物’，离群索居是不行的，而单身牢房是对人最致命最残酷的折磨；二是‘脑子是思维器官’，它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不会停止思想，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越想，如此恶性循环，难受死了。想看看书、看看报吧，没有，连我进监狱时带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都被没收了。直到1969年4月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好转，给我每天发一份《人民日报》，每月发一本《红旗》杂志。”

阎长贵还讲：“列宁在沙皇的监狱里能写书；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监狱里也能写书……而我被关起来，开始书、报都不给看，每天只能呆呆地坐着。为了打发时间，我就翻来覆去数床头暖气罩上的孔儿，1、2、3、4、5……我后来找到一种消磨时间的办法，就是反复背诵熟悉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诗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做诗——不能叫诗，只能叫顺口溜”。他前前后后做了1万2千多字的顺口溜。

他在秦城最渴望的事是，希望有人提审。为什么？因为这样他就有机会跟人说话。但是，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整个七年半，他总共被提审过两三次，也没有问什么特别的问题。

因为他是中共第一夫人江青的秘书，知道的都是江青不想让外人知道的东西，江青可能有指示，不让多问。他只能忍受无边的寂寞。

阎长贵被抓进秦城监狱，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从秦城监狱获释，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到秦城，突然对他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送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

被流放湖南五年

得知去湖南某农场劳动，阎长贵喜出望外，他终于可以走出深牢大狱了。他当时的真实想法是，只要能离开秦城，“哪怕让我做再苦再累的活，也比在牢房里好”。

阎长贵到农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信。因为这七年半，他对家里情况一无所知，家里人也不知他是死是活。

信发出后的第十天，他接到儿子有来信。接着，他的父母、妻子和儿子陆续来到农场，老少三代，在被人为阻隔八年后，总算团聚了。家里人看到他还活着，都挺高兴。短暂团聚后，他的父母回山东老家，妻儿则留下来，跟他一起在农场安家落户。

农场干部职工对阎长贵一家倒是不错，这让他很是欣慰。但是，中央专案组对他的结论却让他很不爽。

1975年11月，北京终于来了人。对他的问题做的结论主要有两条：一说他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领导；二是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对他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一年。

专案组的人要他在处分决定上签字。他认为这两条都不是事实，拒绝签字。这时，专案组的人搬出江青来，说：“这是首长定的性……你的问题就是这个性质。”他自知辩解无用，当时江青还在台上，为了能安排工作，便违心地签了字。

农场党委书记覃正彦曾跟对他说，等你的问题有结论了，就调你到农场党委宣传部工作。当覃正彦见中央专案组给他作了上述结论后，不便安排他到农场宣传部，就把他安排到农科所学校教书去了。后来，还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

1976年10月6日，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文革结束。1978年，阎长贵被调到场部宣传部，并在农场领导支持下获得平反，回到北京。

到底为什么蒙冤？

就具体的事而言，是一件很小的事：1967年底的一天，阎长贵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写来的。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叫“江青”，1949后就改名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还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一些冲击；信中把江青赞扬了一番，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除她正受到的冲击。

阎长贵以为写信人与江青有什么关系，于是在信上附了一张条子，将信送给江青了。

第二天，江青把阎长贵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责问：“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阎长贵吓呆了，不知怎么回事，胆怯地说：“我怕来信人和您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

这个写信人确实与江青没有任何关系。对阎长贵来说，只能说工作不细心，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但是，江青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呢？

因为文革的政治风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967年夏，毛发动的文革在军队系统引发一系列强烈反弹。毛不能失去军队的支持，于是，决定抛出三个替罪羊——王力、关锋、戚本禹。

王、关、戚都是毛发动文革时倚重的笔杆子，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他们都是毛的妻子江青依靠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毛、江在文革初期用笔冲锋陷阵的“政治打手”。毛突然决定牺牲王、关、戚。江青为了脱开与王、关、戚的干系，也在身边找替罪羊。

因为阎长贵是戚本禹推荐给江青做秘书的。得悉毛要打倒戚本禹之后，江青立即心生一计，称阎长贵是戚本禹“安排”到她身边的“坐探”。

王、关、戚被打倒后，阎长贵也被当成王、关、戚安插在江青身边的“钉子”被打倒。

结语

十年文革，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需要你时，不吝赞美；不需要你时，随时可以将你关进监狱。

文革爆发后，王、关、戚按照毛的指示写文章，成为毛用笔杀人的“刀笔吏”；转眼之间，毛为了巩固军队对他的支持，借口王、关、戚宣扬“抓军内一小撮”，企图“毁我长城”，将他们统统关进秦城监狱。

王、关、戚一倒，江青立即找个借口，就把阎长贵关进秦城监狱。阎长贵因此成为中共高层权斗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