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的网络上，苏绰的“具官论”曾大肆流传：
某天，西魏权臣宇文泰问大臣苏绰“何以立国”，对话就此展开。
苏绰的回答让人触目惊心，他说：“用贪官，弃贪官。”
宇文泰又问：“贪官何以用？”
苏绰的话翻译如下：
“贪官要用，也要抛弃，这就是权术的奥秘。天下没有不贪的官员，贪污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他们不够忠心。那些不忠的官员就是异己，利用肃贪的名义清除他们，如此一来，君主既可以高枕无忧，还可以落个反腐的美名，何乐不为？”
“官员贪腐，国君才好控制他们，如果他们不贪就没有把柄，难以驾驭。如果国家全是清官，老百姓倒是开心了，但君主的位子就岌岌可危了。”
“要利用好贪官，用反腐来表明君主的立场，让朝野都知道君主也恨贪官，违法乱纪的是贪官，国之不国不是君主的错，是贪官的错，如此一来民怨就消除了。”
《具官论》
……
这段对话以文言文写就，最初标明的出处是《北史•列传•卷六十三》，后来又说出自《周书•苏绰传》，遗憾的是，两本史书中都没有与之对应的记载。这段用文言文精心炮制的谣言不攻自破。
但是，网络上至今仍然流传着苏绰的这套“具官论”，仍有许多人相信这是古人的权术阴谋，造成难以消除的负面成见。
以此为引，我们要说另外一个流传面更广、影响力更大、情况更为复杂的争议——驭民五术。
所谓“驭民五术”，指的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
愚民：统一思想，使民愚昧无知，只知道唯命是从。
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
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暇顾及他事。
辱民：一无自尊自信；二唆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
贫民：除了生活必需，剥夺余银余财，人穷志短。
网络流传的驭民五术
这只是“驭民五术”的一个版本，另有版本在五术之后还加了一句“若五者皆不灵，杀之！”
无一例外，各版本宣称这套帝王权术源自商鞅和《商君书》。
“驭民五术”的说法不止存在于网络，许多出版作品中也有这一说法，例如《西方人文经典演讲录》《历史这么有意思》等等。
那么，“驭民五术”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需要澄清的是，商鞅从未提过“驭民五术”，《商君书》也没有这个说法，甚至连“驭民”二字也没有，“驭民五术”是后人根据该书内容概括而来的。
以中华书局石磊译注版的《商君书》为参照，我们来具体说说这驭民五术。
第一，愚民，有的版本也称“壹民”。其核心理念是统一思想，让百姓愚昧无知，只知道唯命是从。
《商君书》中的确多次出现“民愚”二字，最贴近愚民思想的一句是“民愚则易治也”，民众愚昧就容易统治。联系上下文，它要表达的意思并非是“使民众愚昧”，而是要统一法令，让人人都能守法。
书中其他几处“民愚”与此类似，都不是让民众变得愚昧。
但是，《商君书》中的确存在统一思想、清除儒家思想以及禁止思辩的主张，这与五术中的“愚民”如出一辙。石磊译注版《商君书》前言中也说，“愚民政策”是该书不可取的观点之一。
第二，“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
《商君书》有专门的《弱民》篇，里头也的确有“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一句，直译过来是“民众弱，国家就强；民众强国家就弱。”
看起来十分贴切弱民的观念，但书中所说的强指的是“放纵”，弱指的是“质朴”，合起来的意思“民众质朴就弱，弱就会守法；民众放纵就强，强就会肆意妄为不受控制。”
所以，弱民的字面意思并不是“让民众变得弱小”，而是让民众变得更加质朴。这其实是商鞅“农战”思想的延伸。
在商鞅看来，只有务农才能质朴，才不会变得放荡。“让民众变得弱小”明显也不符合商鞅的变法逻辑。在变法前的御前辩论中商鞅就说过，只要对人民有利，就不必因循守旧。
从国家变强的逻辑上看，“弱民”也不是成功之道。秦国的百姓是国家的税源、兵源，让百姓变弱不等于让国家变弱吗？一群弱小的人又怎么能攥成一个强大的拳头？
第三，“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暇顾及他事。”
《商君书》中并无“疲民”的说法，这里说的可能是书中的“杀力”，也就是集中民众的力量参加战争。书中的解释是，消耗民众的力量是为了消灭敌人，鼓励民众立功。
也就是说，商鞅并不是让君主无缘无故地去消耗民众，而是要集中这股力量投入战争，这当然会使民众疲惫，但秦国的最终目标是富国强兵，并非疲民。
当时的秦国面临的是生存危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变法是一种战时法治，不是和平时期的治国宝典，所以疲民不是目的，而是可能造成的结果。
第四，“辱民：一使之无自尊自信；二唆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
《弱民》篇中有类似的说法，但它的表达是这样的：“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民众地位卑弱就会崇尚爵位，怯懦就会尊敬官吏，这里的“辱”指的是地位，不是侮辱民众，让他们没有自尊和自信。
而且这句话只是一种现状陈述，并非主张让民众处于“地位卑弱”的状态。
说句诛心的话，在战国及后世封建王朝中，民众地位卑下不都是事实吗？统治者根本不需要出台任何政策和措施，普通百姓本就处于社会底层。
《商君书》陈述这个现状是为了引出后面的策略，既然百姓地位卑微又弱小，那就通过赏赐来鼓励他们改变现状，这也是商鞅变法推出军功爵制的理论基础，商鞅的目的，是让地位卑弱的百姓也能通过军功获得爵位。
所以，“辱民”不存在侮辱民众的意思。
至于“互相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这应当是指商鞅变法时推行的“连坐法”“告奸法”。
实事求是地说，“让民众互相检举揭发”的确是商鞅变法追求的效果，但他的初衷并非让百姓“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而是防止作奸犯科的人影响农战。所以，这一点也存在片面之处。
第五，“贫民，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人穷志短。”
这个说法简单理解就是让百姓为生活而奔波，让他们时刻在生存线上挣扎，无暇顾及其他。
《说民》篇对此的论述是“民众贫穷，那么国家就弱；民众富裕，那么就会放纵自己。”
所以，它并非主张要让百姓处于贫穷状态，而是“令贫者富，富者贫”。
学者叶自成认为，这句话中的“贫”“富”含义不一：“令贫者富”中的“贫”指的是赤贫，“富”指小康或小富；而“富者贫”中的“富”指的是大富、巨富，“贫”则是小康或小富。
《商君书》的意思，一个国家不能有太多赤贫的人，也不能有太多有钱人。可以理解为一种中间状态，不让百姓变穷也不能让他们太富，这是一种极端的“均贫富”思想。
比如书中提到，如果有人通过田地（比如地主）变成巨富，那就让他用粮食换爵位，这样他就不会在耕作上怠惰。
这说到底还是为了“农战”，其目的是防止民众过富而疏于农战，同时也不希望民众贫穷导致国家无法生力。
因此，“贫民”的说法不够客观，它提倡让百姓处于“贫富”的中间状态，而非真正的贫穷。商鞅变法也的确以此为目标，他重农抑商，最终乡邑大治，秦国“家给人足”，这显然不可能是“贫民政策”的效果。
此外，商鞅对军功的高规格奖励也与“贫民”政策背道而驰。一个农民在前线斩首立功，人还没回来这边就给田地、给宅基地，这能是一种剥夺吗？
作家冯唐借用企业管理的法则回应过“驭民五术：
疲民，是指疲于奔命。为什么要疲于奔命？疲于奔命的人民、军队，如何能战胜别国？辱民，更不是商鞅想做的事情。如果军队、人民都被侮辱了，你怎么能期待他们拼命去打胜仗？贫民，剥夺余财，这跟不上业绩管理。
之所以说“驭民五术”只是存在争议而非谣言，正是因为它存在一部分客观的描述。但是，整体分析下来我们又能发现，商鞅所谓的“驭民五术”与真实历史相去甚远，并且也有以今度古的嫌疑。
“驭民五术”中最后一句——“若五者皆不灵，杀之”——情绪化太浓，非但不符合历史，也跟常识相去甚远，所以没有分析它的必要。
在许多人眼中，驭民五术是历代专制君主的常用权谋，不管皇帝们看没看过《商君书》，但是他们的许多做法都跟五术不谋而合。
更激进的观点甚至认为，驭民五术造成中国封建王朝长期暗无天日，更是中国近代停滞不前、屡屡遭受外敌欺凌的思想根源。
这显然是对着空靶子开枪，而且言过其实。当然，“驭民五术”的出现也并非单纯的读史错误，它产生的原因应该和苏绰的“具官论”类似，这里就不做深究。
总体而言，《商君书》中的确存在许多糟粕，例如道德观念淡漠、缺少人道主义关怀、将民众工具化等等，为此，商鞅也付出了沉重的名誉代价。但如果说《商君书》和商鞅是古代中国所有苦难都始作俑者，那未免也太看得起商鞅了。
再说句无奈的话，《商君书》中的许多思想并非商鞅原创，其变法时的主张也都是借鉴改良而来。商鞅之后，还有《韩非子》这样更加露骨的法家著作，如果要怪罪，商鞅总有垫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