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外站岗执勤的武警
中共采取了新的国内审查方法。为了安抚公众，中共逐渐将重点从删帖和公开斥责转向更为隐晦的方式，这一策略融入了算法、登记机制和模型训练规则，甚至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自己想看什么之前，就决定了他们看到的内容。
2022年至2025年间，中共当局的策略从公开封杀转向操控内容创作与传播机制，这种转变是技术性的。没错，但其效果是个人化的；信息流看似自然流畅，其实不同的意见根本没进入其中。
转变始于2022年3月，当时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能够塑造“公共舆论”的平台将其推荐引擎提交给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进行审查。书面申报材料枯燥乏味，但在实际操作中，工程师们则交出了数据库清单和内部风险审计报告，以令人不安的细节程度详细地揭示了系统运作的内在机制。
2023年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加强监管，要求所有算法生成的内容必须标注来源并可追溯。次年，中共在首都所谓的“人工智谷”设立了北京算法登记服务中心。这座安全级别高的大楼实行严格的访问控制措施，登记并非只是走走过场的官僚程序，而是获取计算机资源、在数据市场交易或在知识产权纠纷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先决条件。那些未登记的企业不仅违规，还被排除在数字经济最基础架构之外。
这种新管控机制的运作方式既刻意又隐蔽。算法如今能够在一个事件引起关注之前，就能将其压制下去，而来源标签（数字水印）能实时减缓内容的传播速度。帖子不会在公开清理中消失，而是悄然沉淀，被更新、更受欢迎的内容所淹没。
2024年，工业事故震撼了几个省会城市，目击者的照片仍存在于网络上，却被推送至信息流的底部，就像被埋在了海底。对于许多身处现场的人来说，分享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私人的消息链，而这些内容从未传播至公共领域。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掌握着全国算法领域的明细图——从内容排序逻辑到数据溯源，而公众只能看到缺乏具体细节的笼统摘要。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分析师指出，中共监管的模糊性和临时性执法为企业带来了持续的不确定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警告称，这种环境会削弱投资者信心，并提高在华经商的成本。
在这个信号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投资者建立了“不透明溢价”——这是一种金融缓冲机制，用以抵御政策变动对市场的冲击。在增长放缓、通缩压力加剧的经济体中，这一效应被放大，每增加一分感知风险，就会引发更多的犹豫，结果不仅导致外资流入减少，甚至国内企业家也会收缩投资，担心资源投入到可能因隐藏的算法规则而表现不佳的项目中。
这种影响甚至在公共卫生和应急服务领域也十分明显。有效的危机应对依赖于早期预警——那些尚未成型的警告、地方传闻和不完善的数据，它们预示着潜在的危机。而在中共的模式中，这些信号在官方确认前会被扼杀，而在等到被确认之后常常为时已晚，难以发挥作用。
在2023年末至2024年初儿童呼吸道疾病激增期间，有关疫情的传言在县级诊所的候诊患者间通过电话传播，但从未出现在公共信息平台中。等到官方发布消息时，多个城市的医院已经不堪重负。后来，医护人员形容网络上诡异的安静——没有往常那种因疫情爆发而引发的大量讨论，而大量讨论通常有助于当局和民众判断疫情的发展速度和传播范围。
2024年6月4日，警员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附近巡逻。该公园曾是市民每年聚集悼念1989年天安门事件遇难者的传统地点，但自新《国家安全法》生效后，此类活动已不再举行
从中南海的角度来看，这种架构运作得相当完美：无需为删贴行为进行辩护，也无需应对突发的网络舆论风波，这是监管目标与产业政策目标完美契合的治理模式。然而，这种整齐划一的状态正是危险的信号。就像平板玻璃一样，为避免轻微冲击而设计的系统，往往在面对重大冲击时会变得脆弱不堪。香港的《国家安全法》虽带来了当前的平静，却在缓慢削弱系统的适应性。北京当局的上游管控措施，正准备在数字领域做出同样的取舍。
更令人担懮的是这些限制措施的可迁移性。在北京制定的合规标准可以迁移到任何专为中国打造的全球性平台，或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和建设基础设施的地方。这些合作关系通常伴随着嵌入式的技术标准，比如从一开始就要登记算法、公开数据集，以及标注人工智能输出，这些标准可以在没有被正式采纳的情况下﹐渗透到东道国的数字管理系统中。
在某些情况下，他国的地方监管机构欢迎这种现成的合规框架，将其视为管理自身信息环境的捷径。在其它情况下则是通过合资企业间接引入，由中国合作伙伴控制关键系统。中共的审查机制发展成与其实体基础设施项目一样重要的出口项目。
从开始时的一系列监管升级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信条，温水煮青蛙，逐步收紧交流的门槛，直到言论自由的丧失。就像重塑香港的漫长围城，这种数字策略从根本上改变了环境，让审查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而非显而易见的行为。它无需跨越国界就能影响境外的言论，只需影响言论传播的架构即可。
作者简介：
查尔斯‧戴维斯（Charles Davis）是美国前情报官、讲师。其军事奖章包括：两枚铜星服役勋章、国防部军功勋章、两枚功绩服役勋章、北约服役勋章、伊拉克战役勋章、阿富汗战役勋章、沙特阿拉伯解放勋章及科威特解放勋章。
原文：The CCP’s Efforts to Normalize Censorship in China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