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今年国庆回村，堂叔特意带我参观他家新落成的三层小楼。

镶着琉璃瓦的围墙足有三米高，鎏金大门在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可推开厚重的铜门，偌大的客厅里只摆着一台旧电视，墙角堆着还没拆封的红木家具。

"孩子们说年底回来过年，得把场面撑起来。"堂叔搓着长满老茧的手，语气里带着些许不安。我这才注意到，他脚上那双破旧的解放鞋，与这栋"豪宅"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前几天邻村姑娘的婚礼成了方圆十里的话题。

十八辆扎着鲜花的婚车队伍中，打头的竟是辆粉红色保时捷，这是新娘父亲坚持要加的"门面"。知情人都摇头："为了租这辆车，老汉把自己好几年的存款都垫进去了。"

更夸张的是婚礼现场的"彩礼展示环节"，男方家将二十八万现金堆成金字塔形状，司仪特意用尺子量了高度，引得围观群众纷纷拍照。

这场看似风光的婚礼背后，是两家人持续半年的拉锯战。女方最初要求"万紫千红一片绿"（约十五万元），后来见邻村姑娘收了二十万，立即加码到"三斤三两"（约十三万元百元大钞重量）。

最后媒人调和的结果是：彩礼二十八万八千元，外加"三金一钻"和县城一套首付房。新郎父亲苦笑着掏出一个记账本："连买喜糖的钱都是借的。"

我们村最新的"地标建筑"是村西头五层高的自建房，每层四个卧室，顶层还建了玻璃阳光房。这栋楼的主人常年在南方工地扎钢筋，家里常住人口只有老两口和一条狗。

老太太光擦地板就要花三小时，最后不得不把四层楼全部锁起来。"儿子说今年要带城里媳妇回来，不能丢面儿。"她指着墙上的欧式壁灯叹气，"这灯这么大，可电费实在耗不起。"

这种建房攀比已经演变成数字游戏。有人给房子装电梯，就有人加盖阁楼；有人贴大理石外墙，就有人镶鎏金窗框。镇上的包工头最懂这套："现在盖房不比面积，比的是谁家露台能停直升机。"

更讽刺的是，这些华丽建筑里最常见的是泡面箱，主人往往把钱全砸在建房上，日常开支反而捉襟见肘。

攀比早已渗透到每个细节。村头小卖部的百元香烟销量是十元烟的3倍，老板娘揭秘："很多人买完就拆开散给牌友，自己抽的还是五块钱的。"就连葬礼都成了攀比现场：去年有户人家请了无人机拍送葬队伍，今年立即有人效仿，还加上了礼炮车。

最让人心酸的是孩子们也被卷入这场战争。村里幼儿园放学时，家长们的汽车能从村头排到村尾。有个开拖拉机的父亲，每天把车停在三里外，走路来接孩子。"我娃说同学爸爸都开轿车，开拖拉机的爸爸让他丢人。"这个汉子说这话时，眼眶通红地望着自己满是泥点的胶鞋。

这种扭曲风气的根源，是农村人在城市化浪潮中的集体身份焦虑。当传统乡土价值瓦解，当年轻人只有在过年才能衣锦还乡，消费水平就成了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尺。

村支书一针见血："现在村里人比谁家房子高，就像原始人比谁家的头骨多，都是虚张声势的恐惧。"

更深层的是经济结构的断层。很多举债建房的人，其实在城里做着最底层的工作。隔壁村的小伙在工地搬砖，却借钱给老家房子装中央空调。"在城里被老板骂不敢还嘴，回村再不挺直腰板，活着还有啥意思？"这种用虚荣疗愈现实创伤的方式，正在制造更多悲剧。

令人唏嘘的是人际关系的崩坏。为赌气盖起高楼的邻居老死不相往来，比彩礼嫁女的亲家反目成仇。就连祭祖都变了味：有人偷偷给祖先墓碑贴大理石，就有人连夜给自家祖坟装汉白玉栏杆。

一位老人喃喃道："现在上坟都带着尺子，量谁家的坟头修得气派。"

夜幕降临时，那些亮着零星灯光的小洋楼，像极了镶着金边的破麻袋。每个深陷攀比漩涡的人都在抱怨风气败坏，却又主动为这把虚火添柴加薪。

或许只有当这些华丽的外壳再也包裹不住内里的空洞时，人们才会醒悟：真正的体面，从来不需要用债务堆砌。而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允许普通人理直气壮地过着普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