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2日，在越南胡志明市的圣女贞德教堂，其正门前的雕塑采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

鉴于纽约市最近的事态发展，特别是最近的市长初选和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成为潜在的市长候选人，以及自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着的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佛蒙特州无党籍）和他的政治盟友、联邦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昵称AOC，纽约州民主党）在美国巡回演讲中日益积极的公众参与，以及后者成为202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机会在一周内翻了一番，我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言论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发展势头。

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数据进一步反映了这个趋势。这项题为“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积极看法略有下降”（Modest Declines in Positive Views of‘Socialism’ and‘Capitalism’ in U.S.，09/19/2022）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约有36%的18至29岁美国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态度。为了应对这些发展趋势，我们必须进行适当的教育，澄清这些社会主义者究竟在倡导什么，甚至真正的社会主义究竟倡导什么。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之一、奥地利-英国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2年）曾经说过：“如果社会主义者懂经济学，他们就不会成为社会主义者。”基于他的博学和远见，我想补充一点：如果社会主义者真懂社会主义，他们就不会成为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的真正定义是一种社会和经济学说，它主张公共而非私人拥有或控制财产和自然资源，即生产资料。它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经济制度，其中生产资料由社区或国家集体拥有和控制，而不是由私人拥有和控制。换而言之，实际上，生产资料是由少数政治精英阶层控制的。

现在，无论一个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其它任何制度，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该制度本身并非乌托邦或最终目的，而是达到目的一种手段。经济制度对稀缺资源、商品和服务进行配给，每个制度都通过私人或社会决策过程来实现这一点，然而只有个人才能真正做出决定。现代货币经济以反映个人或群体赋予的价值以及供求关系的价格运作。然而，由谁来决定供给和需求，在不同制度下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声称，共享所有权将促进更广泛的参与，使每个人都能分享利益。尽管这是不可能的，但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论点。

许多社会主义者绕过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这个基本原则，直接跳到要求对生产成果进行所有权或再分配。生产似乎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概念上的捷径，回避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使社会主义看起来像是一个梦幻般的经济制度。

因此，尽管许多公共和政治论点都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提出，但其所倡导的往往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辩论很少围绕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例如使生产成为可能的工厂、工具、土地和资本等）的集体所有制展开，而是围绕生产产出（outputs of production，即商品和服务）的所有权或控制权展开。简而言之，许多自诩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对拥有生产资料的兴趣不大，而更感兴趣的是主张对当前正在生产的产品或他人已经拥有的产品的所有权。因此，经济体系的争论很少围绕谁控制生产资料本身，而是围绕最终商品和服务的再分配。

这种对生产产出（而非生产资料本身）的控制欲望，在许多与社会主义相关的政策、计划和议程中都显而易见。这些倡议常常呼吁“免费”商品和服务（尽管实际上，没有什么是真正免费的，因为总有人承担成本，商品才能生产出来）。

此类政策的例子包括社会化医疗、公共住房、国有公用事业、福利和失业救济、租金管制，以及旨在通过财富再分配来提供的累进税（progressive taxation）等。这些政策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关注的不是谁拥有或管理生产，而是最终产出如何分配。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者真的对生产资料感兴趣吗？

这些社会主义政策的实施和结果却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政策并非真正倡导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而是主张对最终生产产品的控制。唯一经常被重新分配的生产“资料”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然而即使是货币本身，人们也并非渴望获得它。人们最终追求的并非货币本身，而是生产的实际产出，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金钱能够买到的商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许多现代再分配政策的运作方式并非通过社会化生产，而是通过重新分配生产成果。

为现代社会主义政策辩护的一个常见论点就是，亿万富翁太多了，没有人理会我们这些普罗大众。言下之意就是，没有人需要那么多财富，这些财富应该重新分配，而且往往不考虑这些财富是如何赚来的。许多人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对他人的财富拥有与生俱来的个人权利。但我问的问题和美国当代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多年前问的一样：你对他人辛勤劳动所得的“公平份额”是多少？此外，索维尔还说过：“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想保住自己挣的钱是‘贪婪’，而想拿别人的钱就不是贪婪。”

无论如何，让我们来探讨一下社会主义者关于财富应该分配的主张。它常常被框定为对“富人”和“穷人”的道德批判——富人拥有的太多了，如果穷人也能拥有富人拥有的东西，他们也能成功或“致富”。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一位单亲家长挣扎着满足基本需求，或者一位贫困的大学生或应届毕业生努力创业，这是一种令人同情且经常被用以说明不平等的现象。（当然，这忽略了一个普遍的现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未满足的需求，而这些需求本质上是主观的。）

让我们问一个更精确的问题：这些单亲父母或应届大学毕业生是否想要拥有生产资料——土地、机器、原材料以及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的复杂流程？还是他们仅仅想要更多的生产产出——更多的商品、更多的服务、更多的收入——理想情况下是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社会主义的论点并非要实现生产的民主化，而是要重新分配消费。这与传统社会主义最初提出的理念有着根本的不同。

即使争论转向财富，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也对其基本前提提出质疑，他指出：“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收入或财富的再分配是否能够真正做到全面和可持续。”索维尔引用了15世纪末西班牙驱逐犹太人的例子。当一个群体被强制驱逐时，通常不允许犹太人带走他们的物质财富。然而，他们带走了更宝贵的东西——他们的技能、知识和文化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犹太社区在他们重新定居的任何地方，尤其是在荷兰，都重建了生活，提高了生活水平。虽然西班牙可能曾经受益于留下来的财富，但现在这个国家在人均GDP和生产率方面都落后于大多数西欧国家。

这个历史案例阐明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你可以重新分配现有财富，但不一定能重新分配创造财富的能力。索维尔还引用了底特律的一个案例研究，该市的政策和监管变化导致相当一部分技术熟练的人口离开。尽管工厂、机器和基础设施被留下，但留下来的人缺乏有效运营或维护这些设施的专业知识。结果，承继下来的财富贬值了。索维尔的结论很明确：被没收的财富最终会耗尽，而那些没有能力使用或维持财富的人将难以保住它，更不用说让它增长了。这是因为，再分配措施会向潜在的财富创造者发出信号，表明他们可能不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劳动成果，从而阻碍了未来的创新。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人们混淆了货币本身和资本——将其视为可以重新分配的生产部分——而没有意识到，只有在交易的另一方有东西可供购买时，货币才有价值。财富只有与企业家的知识、技能、时间、风险承担和协调相结合，才具有长期价值。推动生产和财富增长的并非仅仅是货币，而是众多其它因素的共同作用。

本文刊自总部位于阿拉巴马州的米塞斯研究所（The Mises Institute）官方网站（Mises.org）。

作者简介：

埃姆里克‧埃格伯特（Emric Egbert）担任韦伯州立大学（Weber State University）和盐湖城社区学院（Salt Lake Community College）的经济学兼职教授，教授以古典经济理论和自由市场原则为基础的课程。他还曾在中国上海师范大学进行国际教学，主讲创业与商业运营课程，并担任该校第十届年度商业竞赛的评委。

原文：If Socialists Actually Understood Socialism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