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CND网站上看到王友琴女士发表的关于文革罹难者林永生（王广平）的文章，想起了我的中学同学白成海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的惨剧。白成海，男，文革开始后改名白血，生前是山东泰安二中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来自泰安县徂徕公社一个农民家庭，于1967年夏天的某一天只身路过泰安煤炭学校时，被该校造反组织“烽火兵团”的一伙人抓进学校，随后在一间办公室里被套进麻袋中用棍棒没头没脑地毒打，二三十分钟后即死于非命。白在被毒打的过程中始终未发一言直到临咽气前说了一句：“我不行了。”
当年我是泰安二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见到过白成海但从未说过话。他出名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改名，另一部分原因大概是由于他是造反组织“红总司”在泰安二中的头目之一且与“红总司”的一号人物张熙春过从甚密。白成海罹难时我并未在场。上述简单经过是听高中二年级同学李俊明说的。据李说，打人时他自始至终在场但他本人并未下手。抓白是因为“烽火兵团”属于“红总司”的对立组织“红卫兵指挥部”。
无论抓白的原因及打他的过程如何，白被活活打死是县城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尽人皆知的事实。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被造反组织打死，公检法机关不会有任何反应。人的生命变得跟一只蚂蚁，一条毛毛虫一样轻贱。如此血淋淋的世道能是什么好世道！
我还听我父亲讲起过几个文革中在劳改营地死于非命的人。可惜我记住名字的只有一个。丁西河，女，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地处山东章丘王村的劳改农场服刑。因被发现有新的反革命言行，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我父亲告诉我，丁属于铁骨铮铮的女杰，至死没有低头。在临刑的公判大会上，她被勒着脖子，嘴里还塞着东西。可惜我知道的只有这么一点；而且我父亲也早已去世了。
另一个我父亲提到过的非常惨烈的发生在劳改农场的例子，是有人跳进了烈焰熊熊的窑炉去自杀结果尸骨无存。可惜死者的姓名和身世他也不知道。
我又回想起了两位当年被迫害自杀的人：一位是山东农学院的教授（抑或是副教授），叫王夫之，66年下半年在该院主教学楼的6楼跳楼身亡。王教授的儿子王复生是我的同学。他虽高我四级但我们很熟。我曾请一位同学跟王联系一下（我没有王的联系方式），问他是否愿意把当年的境况写一写。可惜王断然拒绝了。王一家人（母亲，弟弟）于父亲去世后被遣送至农村。王与一位农村女子结了婚，结果文革结束后还是没资格返城直到他离了婚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被安排到泰安县教育局任职。还有一位罹难者是我同学的母亲，姓应，生前是山东章丘幼儿园的负责人，人极和善，68年夏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服毒自杀。我这位同学是我和我姐姐的好朋友。虽然如此，当我跟她取得联系并请她写一写她母亲被迫害致死的经过时，她说要考虑考虑，跟儿子商量商量。结果没有了下文。文革结束都过去四十多年了。在所谓改革开放的中国，文革罹难者的至亲却如此噤若寒蝉，连发声为自己的亲人留下一点记录的事情都不敢做。这样的改革开放，是我们想要的吗？
文革期间我家住在泰安地区社会福利院。在被收容于该院的三百余名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称为院民）中，受迫害自杀者大概有5人。在被强制遣送回原籍（说是为了备战备荒）的一百多人中，又有数人因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自杀。要知道，这三百多人中的绝大多数在中共建政前就已在该院生活了多年，不少人还是盲人，回到原籍（全在农村）后即便不自杀也是举步维艰，傻子都明白这一点。
福利院是个小单位却是个庙小妖风大的单位。文革中，除去上述被迫自杀者，还有一连串不明原因的自杀事件。66年冬天，在果园工作的一个技术员上吊自杀。此人自称姓王，当然也有个名字，东北口音，讲话细声细调，人也非常低调，但没人知道他的真实来历。人们都说他是被文革的风声吓得自杀的。他的尸体是被少年郭希水发现的。郭是孤儿，人很白净，个子高高的，一点脾气没有，曾得过肺结核，所以不用参加劳动，也不参与文革。可是大概在72年，这样一个看起来文文弱弱，与世无争的人，也莫名其妙地上吊自杀了。秦玉芝，地主家庭出身，40多岁，院民，以干净利落被人称道。文革中期，经人多次劝说，嫁给了根红苗正的院民食堂炊事班长刘泰和。可是，只过了两年多，秦就自杀了。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刘泰和也自杀了。文革后期，福利院的自杀身亡者又增加了两个：一个叫王会清，中共党员，职工，赶马车的；另一个是刘某某，职工食堂炊事员，探亲后再也没回福利院。其尸体后被发现于返程途中的一口井里。
泰安福利院由一对美国传教士夫妇于1931年募捐创立。中共建政后，福利院归民政局管辖。文革中，泰安地区民政局干部郑新道成了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郑在福利院的代理人刘衍朴，刘培泉，鼓动福利院的院民造反。造反者中，为首的叫从相海，尚未成年；仆从崔来泉，缺一根胳膊，诸春明，缺一条腿，祝炳臣，侏儒。这几个家伙在文革中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我曾遭受他们的殴打不止一次，也亲眼看见他们毒打老弱病残的院民。盲人解玉祥，就因为常去我家串门儿，有时跟我下下棋，吃了我的挂落。造反派逼我说出母亲的下落时，竟然把解玉祥作为陪绑。几个恶魔围上前去，劈头盖脑地扇解的光头，直到大概是感到自己的手也打疼了才住手。文革中期，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了福利院。从相海被送去参军但又很快复员；崔来泉，诸春明被遣送回农村原籍；祝炳臣本来就有城镇户籍，所以离开福利院落户在泰安县泰山区。而被他们逼死的院民们，恐怕将永远冤沉海底了。众多的莫名其妙的自杀（或是他杀）事件的原因，估计也将永远尘封于世了。
《华夏快递》2019年9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