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由于中共寿阳县委的挖粮集资运动，349人因殴打、饥饿等原因非正常死亡
寿阳事件是中国山西省寿阳县1959年11月至1960年1月发生的恶性政治事件。据统计，由于中共寿阳县委的挖粮集资运动，349人因殴打、饥饿等原因非正常死亡。
1959年10月，中共晋中地委委员王之一任中共寿阳县委第一书记。他上任伊始，就主持召开了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四级干部扩大会议，大搞“反右倾、鼓干劲”，并于10月29日和11月16日连续举办了基层干部和县级党员干部整风训练班，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不顾实际，对当年粮食生产的计划产量再次加码。本来，由于深翻土地搅乱熟土层，又加上旱灾，当年的计划产量15,840万斤就难以完成。如今反而向上级谎报，当年实产为22,000万斤，而最后核实的产量只有11,900万斤，仅为上报数的一半。按原计划全县当年应交征购任务9,800万斤，实际完成9,363万斤。这样，在上交任务后，全县实际仅留2,537万斤。按16万人口计算，人均口粮仅有158斤，还不包括籽种、饲料。
由于粮食出现极大亏空，王之一等人把希望寄托在挖粮上，他们怀疑生产队普遍存在瞒产私分，社员家里至少隐藏有1,200至1,500万斤粮食，只要挖出这两部分粮食，就可以弥补因谎报产量而出现的亏空。不仅如此，王之一等为了“干出一番成绩来，一鸣惊人，扬名天下”，不顾灾后人民的承受能力，以兴修水利、大办工业和城市建设等为由，决定在全县集资100万元。结果各级又层层加码，最后总计集资指标竟高达418.3万元。羊头崖公社这年人均收入仅为46元，而集资任务竟每人达到50元。上湖公社收入总计80万元，而给各村分配的集资任务却高达百万元之多。于是集资有了新的内容，凡是“粮油草菜蛋、金银铜铁锡、砖瓦石头木”都在可集之列，当然，“现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座钟、衣物甚至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资的范围。宗艾村有一户什么也拿不出来，只好把祖坟“献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无产阶级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还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余都是祸害”的民谚。
这些严重脱离实际、严重伤害群众利益的政策的错误做法，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触。王之一等人拒不接受群众意见，既不认真调查研究，也不向上级党委请示汇报，坚持错误，独断专行，强行硬派，勒令完成。为了保证此项工作的“跃进”，以“反右倾，鼓干劲”为借口到处插“红旗”，拔“白旗”，把对他们的命令执行迟缓的人视为“白旗”，进行批斗，谁有不同意见，就给谁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帽子。广大干部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致使搞浮夸者受到表彰。鼓励，实事求是者遭到批判和打击。
为了使这场运动能够普遍展开，王之一亲自上阵，在县委内部开刀，搞所谓“二张对比”，表扬了积极执行他旨意的书记处书记、宗艾公社党委书记张俊文，批判了他认为右倾的另一位书记处书记张存锐和巩佩玺，批判中采用了推拥和站板凳升级的做法，美其名曰“一看二帮”、“帮助帮助”。这种典型示范很快在全县推行开来，推人打人之风甚嚣尘上，一浪高过一浪。
宗艾公社是县委书记王之一的“点”，是全县八大公社中搞得最凶的一个公社。他们挖粮集资的花招最多，逼供的刑罚也最残忍，群众拿不出所集物资和粮食，公社就派搜索队强行搜家，翻箱倒柜，挖地刨墙。有的干部竟私设公堂，拷打逼要，公社办公室主任王维就是一例。他把学校一座二层楼上的教室辟为斗人场所，此楼被人们视为是好上难下的“黄鹤楼”，全社的企业干部和农村主干，多数在此受斗。批斗中还组织有130人的专业队（打人队），刑法多达二十余种，最常用的是“推拥”和“升级”。所谓推拥，就是一群打手围成一个圈，将“帮助”对象拥在圈内，推过来，推过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所谓升级，就是在桌上放张凳子，然后放砖，让“帮助”对象站上去交待，若交不出东西，就把凳子推倒，将人摔下，有的当场摔死。据统计，该公社在运动期间摔死4人，斗后死亡24人，斗后自杀19人，畏斗自杀16人，饿死24人，因缺粮造成浮肿便秘死亡69人，共计156人，占全县死亡总数的一半。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点村，在王维的直接插手下，杀气腾腾，乌烟瘴气。全村952人中，有121被斗，占成年人的五分之一，致死者达36人。该村当年实产粮食66.7万斤，征购任务竟达74.9万斤。对此王维还要再加40万斤。
为了完成任务，王维等人以“抵抗统购统销”、“对党欺骗隐瞒”为借口，对干部群众严刑拷打，逼要粮食，原任支书被打伤撤职后，指定了打人凶手梁某为新的支部书记，并和学校教师苏景云等人狼狈为奸，操纵全村运动，同时还组织起40多人的打人队。社员赵义元夫妇，被他们捆起来摔打，打坏胳膊，打掉牙齿，口鼻流血，还不罢休，最后被逼上吊自杀。在摔打副队长张信时，将张几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又用拳头猛击胸部，抓住头发在地上猛磕脑袋，张已奄奄一息，还大骂“打死你，哪里还在乎一半个人”，接着又是一阵脚踢，直至气绝身亡。苏景云还将一个生完孩子刚满月的妇女，脱掉衣服拉至院里挨冻，一个干部乞求，他竟惨无人道地吼叫：“不怕，冻死我负责。”仅他就亲自打过86人，推打后死亡6人，畏斗投井服毒死亡4人。被指定的新任支书梁某也打过82人。
这年，宗艾公社在凹儿修建一座小型水库，800多民工都是离家在外，又没有什么粮食可挖，但揪斗打人之风也十分猖獗，被斗者达121人，致死10人。这个工地上有一个专设的“执法队”。一次，一个叫张四姐的妇女被摔打后，子宫出血不止，她央求说：“我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但人称“母老虎”的执法队长任ＸＸ根本听不过去，还大喊大叫：“死一个算什么，死十个也没人顶。”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劳动标兵王狗小因劳累过度，休息时被“母老虎”发现后活活摔死。二十多岁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后，水库派人直接将尸体拉到该家坟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许。
在“挖粮集资”运动中，死人事件接连不断，县委书记王之一等置若罔闻，不予制止，却说：“不要大惊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声称“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们经常在电话中三令五申：必须限期完成任务。所以下边蛮干的人气焰更加嚣张。叫嚷什么“死人算什么，死是他不愿意过社会主义的关，把资产阶级思想带到棺材里去啦”！
寿阳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1月被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