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14日，警方突袭加州兰开斯特市（Lancaster）一处非法大麻种植场。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务卿卢比奥都透露，美军对一艘委内瑞拉毒船进行了致命打击。川普表示，已确认该运毒船属于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他强调说，这就是对所有企图贩卖毒品到美国的人员的警告。
“扫毒”重中之重
我们都知道，川普的关税牌，尤其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共国，一个大目的就是要防止毒品进入美国，逼迫这些国家取缔制毒窟和运送毒品入美。而不久前，美国也重金悬赏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且称他是最大毒枭。9月2日，美国众议院以407票对4票压倒性通过《阻止中国芬太尼法案》，旨在强化制裁与执法，阻断来自中共国的非法芬太尼及其前体物质流入。这些举措都显示美国毒品的严重，而美国人因吸食毒品死亡人数也激增，而川普政府的种种做法就在防止或降低毒品的流入美国，保障美国人生命。这种强制性做法能彻底扫除毒品吗？有无其它的方法呢？
最近我正在撰写已故的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盖瑞‧贝克（Gary S.Becker，1930~2014）的评传，读到他在1987年和1988年写的关于毒品问题的两篇《美国商业周刊》专栏短文，分别是〈应该让毒品的使用合法吗？〉和〈越来越多人能够接受毒品合法化的想法了〉，38年后的今天，还是很值得参考。
重温“毒品合法化”
在第一篇文章中，贝克写道：“美国和很多国家一样，禁止毒品的销售和使用，但即使政府一再对毒枭宣战，还是无法阻止毒品的非法买卖，而目前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大到不得不认真考虑以其它方法来解决的时候了。”他认为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宣布终止禁酒政策的大胆做法，应该值得采用。也就是“所有不准销售大麻和古柯碱等毒品给成年人的禁令，都应该取消。因为这些法令限制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还制造了很多问题。当然，毒品还是不准卖给小孩的。”
他说：“当初以修宪的方式来结束禁酒政策，等于是承认美国不准民众喝酒的做法是彻底失败了。但政府取消禁酒令，并不表示支持民众大量饮酒或酗酒。同样的，我提议让某些毒品合法化，也不表示我赞同吸毒的行为。这么做，只是希望能够解决禁止吸毒所带来的很多严重的问题而已。”
贝克指出，“毒品买卖是由黑道分子来主控的，有些黑道拥有很好的组织系统，就像实施禁酒政策的时候，各种酒类的生产和运销，也都是由黑道分子在操控。如果合法的公司可以控制毒品的制造和销售，那么毒品业的暴力问题将会消失，就像禁酒政策取消后的状况一样。由于目前很多毒贩拥有市场独占权，因此吸毒者在没有其它供货来源下，势必会受到他们的支配。但如果合法的公司能进入这个市场来自由竞争，就不会有人拥有独占地位了。另外，有问题的毒品会令吸毒者中毒，或导致使用过量，若公司能合法销售毒品，他们会因为担心法律诉讼或损失商誉，而不把坏了的毒品卖给别人。同时，由于目前吸毒是非法的，因此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反而助长了爱滋病的传播。因为吸毒者会因为使用受到感染的针头而得到爱滋病，然后又以同样方式传给别人。”
他接着说：“毒品价格通常相当昂贵，主因是必须把遭到逮捕和受罚的可能性反映到价格里，同时也得把贿赂执法官员的成本算在内。毒品合法化后，价格会大跌，而吸毒者的财务负担也会明显减轻。他们再也不用为了买毒品而沦为妓女，或抢夺他人财务、盗用公款了。现在这些人几乎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买毒品。”
贝克指出，“在目前的制度下，吸毒的人就算工作能力没受到影响，还是会被迫失去工作，也不易找到其它工作。有些球类的职业运动选手，就是因为被发现吸毒而被禁赛或暂停比赛资格。若球员一再被发现吸毒，不管在球场上的表现如何，都遭到禁赛，而若被禁赛的球员还想继续吸毒，就得面临财务等方面压力，收入也会大减。在毒品合法化后，吸毒者和喝酒的人一样，只有在不能把工作做好时，才会被球队或公司开除。”
他表示，“很多人认为，有毒瘾的人或长期吸毒者，并不会因毒品价格的变动而改变吸毒习惯。但这样的想法是错的。虽然没完整而直接的证据，但从其它会让人上瘾的东西来看，当毒品价格下跌时，需求是会增加的。……有些人反对毒品合法化，就是认为价格明显下降的话，吸毒人数一定会增加，届时因吸毒而开车肇事或犯罪等伤及无辜的事件也会增多。不过，价格降低致吸毒人数增加却可用来解决一些问题。如果合法销售毒品课征一些使用税，可能会将市场的需求压低到可控制程度，而同时又不致于让毒瘾较大者承受财务负担，同时，课税所得也对政府的预算收入有帮助。”
贝克认为，“目前因吸毒开车而被捕的人，通常只受到轻微的处罚就没事。不少国家的实际情况显示，若对酒醉开车施以严厉处罚，那类似事件就会大减。因此，若吸毒肇事者也会遭到包括入狱服刑在内的严厉处罚，那他们在开车前，可能就不会大量吸毒了。”
他在文末写说，“毒品合法化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这是在可行的解决方案里，最好的一个。我们应该沿用当初解除禁酒令的模式，让一直控制不住的大麻和古柯碱等毒品的使用合法化。同时，利用课税和重罚双管齐下的办法，应能将吸毒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也能让吸毒者在从事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活动前，不去碰这个东西。”
该慎重考虑“毒品合法化”
此文发表后，不少美国市长表示认同，连《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英国医学专刊Lancel都有文章支持“毒品合法化”看法，而《纽约时报》也在头版针对毒品合法化问题作相关报导。但毒品仍未能合法，而美国的毒品问题更为严重，政府的高姿态毒品宣战、学校和媒体一再宣传吸毒的坏处，都无法让吸毒者戒掉这个开销庞大的习惯，贝克乃在该文发表后的十个月后再为文宣扬“毒品合法化”。
贝克写说：“目前在反毒的做法上，会遇到一个问题，也就是每次采取新的措施想扩大打击范围，就会让其它问题更为恶化。例如，警方为了追踪毒贩的下落，就必须花掉他们四分之一的时间，而无法把时间用来对付抢劫等犯罪事件。另外，就在大家对军方能否适当保卫美国的战略利益而普遍感到怀疑时，国会最近又通过一项法案，扩大了军方的责任范围，把打击毒品走私以及外国毒品供应来源等，也包括在内。”
他表示，“政治人物很喜欢要求政府对毒贩处以重罚也对国会施加压力，要求赶快采取行动。……不过，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时，毒枭们也会加强对政府扫毒干员采取暴力攻击。在司法圈里有句老话说，当小罪受到重罚时，罪犯就会去干更大的案子。
有些人反对让成人吸毒合法化，因为这会让小孩很容易就接触到毒品。不过，目前的做法反会鼓励毒贩派小孩去贩毒，因为被抓到的话，小孩较不会受到严厉处罚。因此，如果大人能合法买到毒品，警方和法院就能专心应付那些专门把毒品卖给小孩的人了。”
贝克接着说，“有人为了控制爱滋病的扩散，因此提出计划让吸毒者能使用消毒过的针头。不过，某些政治人物实在很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反毒的，以致连这些计划都不予支持。”他指出，“爱滋病是目前世上最严重的病症之一。在美国所有的爱滋病例里，有四分之一以上并不是透过性行为而受到感染，而是因为使用受到感染的针头来注射海洛因等毒品而染上的。……如果毒品能合法而公开销售，有毒瘾的人很容易就能够拿到干净的针头了。”
贝克也认为，“一旦毒品合法化，价格应声下降，吸毒人数是会增加的。就像美国禁酒政策在1933年结束后，喝酒人数大增一样。但在当前毒品价格那么高下，不少毒瘾很重者，由于需要大量金钱买毒品，以致被迫去偷、去抢，或甚至自己贩毒。若毒品合法化，价格也降低，那犯罪事件和吸毒间的关系，应该就不会那么明显。”
贝克表示，“大部分的毒品并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么容易让人上瘾，这应该能减轻吸毒人数增加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通常吸毒习惯是因受到别人鼓吹，或心情不好、情绪沮丧时染上的，所以毒品合法化未必就会增加吸毒人数。很多人遇到这些状况时，会以大量饮酒方式来暂时求得解脱。而酗酒是比吸毒还要严重的问题。但我们却能以相当公开的方式来应付它，和吸食古柯碱、大麻以及海洛因比起来，酗酒对社会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为了减少酒驾对社会所可能带来的损害，我们对酒类的贩卖订定了高税率，也对酒醉肇事者施以严厉处罚，而非法把酒卖给未成年的人，也会受到处罚。”
烟酒合法、毒品也可合法
所以，贝克下结论说，“对毒品的管制，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政策。和酒类一样，如果买卖毒品必须课税的话，在不对吸毒者造成太大的负担下，多少会对毒品的贩售有抑制效果。这可以看成是所谓的社会税，这种做法已成功地用在烟酒的买卖上。若有人因为吸毒而在开车或工作时造成他人严重的伤害，或把毒品卖给小孩的话，就应该接受严厉惩罚。这么做毒品合法化的政策，就能说得通，也能符合人道的考虑了。同时，这也可以大幅减少吸毒问题所带来的社会成本。”
其实，贝克只不过把毒品视为一般“商品”，利用简单的经济学供需原理、价格机能、成本效益分析，来得到“毒品合法化（或自由化）”是毒品问题的“相对较佳”政策。烟酒能合法化，毒品为何不能？其它的“管制”也可朝向“松绑”仔细思量也！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