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才厚到苏荣，中共买官卖官何时休？中共官场变“权钱市场”！买官卖官丑闻曝光。（《百年真相》提供）

2024年底，重磅消息传来。排名第五的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落马。

几个月后，2025年3月中共两会后，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疑似落马，人间蒸发。

苗华和何卫东是习*近*平在军中的亲信，左膀右臂。他们的落马原因之一疑似涉嫌买官卖官。他们是习*近*平提拔军队高官的关键把关人，谁想晋升都要过他们这一关。

权力越大，腐败的诱惑也越大。买官卖官在中共的军队中早已不是新鲜事。今天我们就回顾几个震惊全国的买官卖官案例。

徐才厚与郭伯雄：军队腐败的巅峰

2014年和2015年，中共原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相继落马。这两人是军队腐败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罪行之一就是大肆买卖官职。

徐才厚在审判前因病去世，而郭伯雄被判处无期徒刑。据报导，徐才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坦白，几乎所有大军区正职将领都向他送过钱。这意味着，从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到各大军区的军政一把手，甚至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的领导，几乎都给他送过钱。

2015年“两会”期间，军事科学院少将杨春长透露，徐才厚手握大权，有一次，一个军区司令给他送了一千万，后来另一个高官因为同一件事给他送了两千万，他就把原来的一千万给退回去了。

郭伯雄的儿子郭正钢更是嚣张地宣称：“全军干部一半以上是我家提拔的！”虽然这话有些夸张，但郭伯雄在位十年，向他买官的高级将领数量惊人。例如，原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据说曾向郭伯雄“进贡”2,500万元。

更令人震惊的是，徐才厚、郭伯雄落马后，网上流传出一份军队买官的价格表：大军区级军官1,000万元，军级军官500万元，师级军官100万到300万元，团级军官100万元，营级军官30万到40万元，连级军官20万到30万元。甚至士兵入伍也有价码：男兵3万元，女兵6万元，西藏男兵6万元，女兵10万元。士官晋升也明码标价，1万到3万元不等。

据了解中共军队内情的人讲，上述价目表，所言不虚。徐才厚、郭伯雄把持中央军委十年，把军队搞成了一个买官卖官盛行的大卖场。

苏荣：地方官场的“权钱交易所”

军队腐败怵目惊心，地方官场同样不堪。2014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查，成为中共十八大后落马的首位“党和国家领导人”。2017年1月，苏荣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之一就是买官卖官。

苏荣在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买官卖官尤为疯狂。他在“忏悔录”中坦白，四十多名副厅级以上干部向他送钱送物。他形容自己家成了“权钱交易所”，自己是“所长”，妻子是“收款员”。

苏荣卖官，什么人都收，上至省级干部下至副县级干部；他收受的财物五花八门，从巨额现金到名贵字画、瓷器，甚至价值千元的小摆件也来者不拒。办成的收，办不成的也收，甚至收了钱不办事。

苏荣的妻子于丽芳更是“神通广大”，直接向省市领导打招呼提拔干部，甚至对办事不力的官员施压。她还经常问“要不要老苏帮忙”，暗示官员送钱送物。苏荣的儿子也插手干部任免，亲属们纷纷利用苏荣的影响力谋利。

江西的干部感叹：“用人用坏了，其它的就都坏了。”

茂名：官场腐败的窝案

2011年，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抓，掀开了茂名官场腐败的盖子。罗荫国交代了一百多名向他送钱送物的官员，涉及茂名市下辖两区三市的主要负责人，堪称腐败大窝案。

办案人员在罗荫国家中发现一个未拆封的信封，里面是他下属的一名常务副区长送来的约30万美元，只为谋求区长职位。

经查，罗荫国腐败窝案涉及厅局级官员24人，县处级官员218人，党政部门105个，159人涉嫌行贿买官。茂名市下辖两区三市的主要官员全部涉案。

窝案爆发前的几年里，茂名买官卖官风气畅行，成为官员中半公开的秘密，民间甚至流传着从科长数十万元至副市长数百万元的“价目表”。买官金额通常在20万元以上，40到50万元最为常见。

买官的官员中，绝大部分是为自己买官，也有一部分是哥哥帮弟弟买、爸爸帮女儿买、商人帮官场朋友买、丈夫帮老婆买。

当地一位虽然多次被表扬、但是却没有被提拔的镇长后来终于明白自己没有被提拔的原因了，于是咬紧牙关，抵押贷款五万元，最后凑了20万元，给自己买了个镇党委书记。

在市委书记罗荫国的带头作用下，茂名官场买官卖官也很疯狂。向罗荫国买官的原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卖出57顶官帽，获利1,700万。

时任茂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倪俊雄更为猖狂，他甚至还采用了“相同条件下价高者得”的荒唐逻辑出售公安系统的干部岗位。

2013年，罗荫国因受贿2,000万元和价值5,000万元的财产来源不明而被判死缓。

后来媒体报导，当地涉嫌行贿买官的官员中有八人被降职、63人被免职、71人被调整岗位。

马德：官帽批发中心

2005年爆发的黑龙江绥化市的买官卖官案在当时被称为中共篡政以来最大的卖官案，不是因为金额巨大，而是因为牵扯的人数多。

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因此被判死缓。马德的官帽是向时任黑龙江省委组长部长韩桂芝买来的。

马德出生贫困的农民家庭。后来因为学习成绩好，被留在县里工作，然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进入地方政府，因为自己的努力和政绩成为一名副县长，然后逐渐升职成为牡丹江的副市长。

后来，他参加了牡丹江市市长的竞选活动，但不知怎的，原本颇有政绩的他却没有得到市人大的认可，竞选也失败了，甚至连副市长的职位都丢了。

经过这一番打击，43岁的马德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中共的官场里，光有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又跑又送”，否则像他“不跑不送”的人真的是只能被“降职使用”了。

开了窍的马德开始跟委组长部长韩桂芝拉关系，让自己的媳妇认韩为干妈，还给干妈孝敬了80万元。不久后，他就被提升了。

买到官位后，马德也开始卖官。他自己卖出了260多顶官帽，涉及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市直部门一把手就超过50人。

从镇长到县委书记，从市直机关正职到副职，官职明码标价，市委大院成了“乌纱帽批发中心”。

马德的下属也竞相效仿。例如，绥化市绥棱县县长李刚向马德行贿30万元买官，然后他也开始卖官，两年获利500多万元。

李刚夫妇被捕前，办案人员从他家里抄没、扣押的钱款达579.9万元，共有31本存款单或存折。

为何买官卖官屡禁不止？

为什么中共官场买官卖官如此猖獗？我们总结了三个主要原因。

1.权力集中导致制度失灵

中共是一党专制国家，最高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地方一把手的权力也极为集中。干部选拔和监督机制形同虚设，提拔谁、查办谁，往往由一把手说了算。组织部门不敢违背，纪检部门难以独立查办。例如，马德在绥化提出“干部考察预告制”“任前公示制”，但这些制度不过是摆设，买官卖官照样大行其道。

2.江泽民时代的腐败放纵

1999年，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为笼络官员支持，他采取“越腐败越提拔”的策略，提拔了一批严重腐败分子。同时，他放纵儿子江绵恒一边升官一边“闷声发大财”，形成“权钱交易”的官场潜规则。从此，“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成为官场铁律，买官卖官风气盛行。

3.拜权与拜金的指导思想

中共口口声声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可实际上，官场里盛行的却是赤裸裸的拜权主义和拜金主义！权力成了官员们梦寐以求的“至尊宝座”，而金钱则是通往宝座的“金光大道”。

已经落马的马德就因为看明白了这一点，才开始行贿，使自己被领导重用的。

有权就能大捞特捞，有钱就能买通关节，买官卖官成了这场权钱游戏的“终极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