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位未定论”源自二战后的《旧金山和约》安排。虽然《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曾提及台湾“归还中国”，但这些只是政治宣言，不具备法律效力。真正具法律约束力的，是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以及1952年的《日华和约》，但两者均只写下“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的一切权利”，却未明文将台湾主权归属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刻意模糊，使“台湾地位未定论”成为国际法的重要基础。

当年蒋介石接受这样的安排，并非因为不在乎主权，而是权衡国际现实的妥协。韩战爆发后，美国为了冷战战略，刻意维持台湾法律地位的模糊性，不愿在条约上确认台湾归属，以避免将台湾问题视为中国内政。蒋介石虽然希望和约能确认中华民国对台湾主权，但顾维钧、叶公超等外交幕僚提醒，若强求明文，可能引起美英反对，甚至削弱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最终，蒋介石接受“未明定”的和约文字，以换取美国在安全与外交上的支持。

这样的战略忍耐，反而在长期为台湾留下回旋空间。因为在国际法上，台湾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未被明确划归中华民国，而是处于“未决状态”。这为台湾后来争取“主权在民”的论述提供基础，也削弱中共将台湾问题简化为“中国内政”的正当性。

最近，美国在AIT声明中再次强调，《开罗宣言》《旧金山和约》等文件并未决定台湾最终地位，这与蒋介石当年接受“台湾地位未定”的历史背景形成呼应。对美国而言，借由“台湾地位未定”立场，阻止中共垄断国际舆论，并保留战略空间。

因此，蒋介石接受“台湾地位未定”，不只是被动的历史结果，而是一种外交现实下的选择。今天美国的表态，正是这段历史的延续，凸显台湾地位未决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关键在于台湾政府和人民如何将其转化为“主权在民”的现代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