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跃进运动导致大饥荒，甚至出现人相食有惨剧。（大.纪.元;配图）

1958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要“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然后，头脑不断发热、发烧，政策越来越左，导致中国出现有史以来最大的大饥荒，全国饿死3600～4500万。

其中饿死最多的，是被称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四川。四川饿死了多少人呢？保守估计是1000万，实际可能1250万。

一，四川饿死1000万的由来

1962年6月19日-7月9日，共青团在北京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团中央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团中央候补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

此前，廖伯康收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会议期间，胡耀邦专门找廖伯康谈了一次话，然后写成简报，上报中央，并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

杨尚昆是四川人，很关心家乡的情况，决定找廖伯康、于克书好好谈一谈。

1962年6月28日下午，在中南海一间小会议室，杨尚昆跟廖伯康、于克书作了一次长谈。

杨尚昆说，他找四川多位干部谈过，有的说“不了解情况”，有的“有顾虑”，有的“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350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杨尚昆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二，四川大饥荒的惨状

郫县、温江，是成都平原最肥沃的地方，历史上鲜有饥荒饿死人的记载。

据现在可以查证的资料，郫县人口1958到1961年4年间，由28万降至23万，净减5万。全县劳动力比1958年减少近20%，有7个公社减少30%。

温江地区人口1957年为494万，1961年为433万，4年净减61万。全部非正常死亡约90万。

荥经县位于川西大相岭东北麓，雨量充沛，山青水秀，四季常绿，此前从来不虞饥荒。但在大跃进年代，这里却成了人间地狱。

当年荥经全县人口9万，饿死的竟然达到5万左右，已超过该县一半人口，3年中以1959年死人最多，为3.5万。

据《四川荥经大饥荒纪实》一书记载：1959年10月，荥经县出现大规模人口浮肿和死亡现象，干部群众以各种方式维持生计，上山剥树皮、刨树根、采野菜、挖观音土，走头无路就偷集体的饲料和种子，还出现人吃人，甚至杀活人来吃。最惨的是家里亲人被饥饿者吃掉。

六合乡星星村农民杨六蓉一家七口，先饿死她父亲等三人。1959年腊月接近年关，她和母亲、奶奶、弟弟去公共食堂等待分一点食物。她母亲饿昏过去，她的分量就被人吃掉了。她的奶奶领到食物后，不管自己的媳妇，还对两个孙子说，“快点走，不然你妈又活过来，要吃我们的，我们又没拿她那份。”杨六蓉随奶奶回家后，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她母亲当天饿死在食堂。直到第二天傍晚，她才知道，“我妈妈被人砍成几块背回家去吃了”。

那时，荥红县“四乡八野，尽是哭声。逃难的人们流向县城，流向外地，从公社到县城的路上，每天都有倒地的死尸。县城四街八巷，到处都有饿死者或干枯、或肿胀、或发臭的尸体！”“上千院坝和村庄灭绝人烟”。

廖伯康在回忆录中谈到荥经大饥荒时写道：“有的村死得一个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三，四川大饥荒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会发生如此惨烈的大饥荒？为什么四川省的大饥荒比其它省更悲惨？主要原因可能有四：

第一，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发高烧”。

大跃进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这“三高”之风，都是从中共最高层刮起来的。

1958年3月，中共召开成都会议，通过《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一些主要经济指标比这年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提高了很多，如钢产指标从624.8万吨提高到700万吨，粮食指标从3920亿斤提高到4316亿斤。

1958年5月底，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将1958年钢产指标提高到800～850万吨，将1962年的指标提高到4000万吨。

1958年8月，中共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指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

这些高指标都是毛、邓等头脑“发高烧”搞出来的。

在这些“高指标”引领下，从1958年6月起，全国“高产卫星”满天飞；“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五风劲吹。

1958年下半年，一些地方民众生产生活出现严重问题，从上到下，有一些领导提出“纠左”问题。毛也讲了一些“纠左”的话。

但是，到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当毛看到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讲真话的信之后，雷霆大怒，发动对彭德怀的大批判，继而在全国发动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大批判，一场更左的狂潮席卷全国。

第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的极左。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重用邓小平，邓小平则把毛的意图传达给李井泉，李井泉便义无反顾地忠实执行毛、邓的意图。这是李井泉在四川“大跃进”中大搞极左的一个关键点。

1952年毛把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提拨到中央工作，邓让李井泉当了四川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从此，邓成了李在中央的“靠山”，李成了邓在四川的“代理人”。据当时四川省领导李大章讲：“李井泉每次到北京开会，一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邓小平家里。”

1958-1962年，毛不断走向极左，邓紧随其后。毛、邓的极左传导到李井泉这儿，就是加倍的极左。

比如，1958年，四川粮食产量是2245万吨，但层层虚报上去的是4000万吨。毛看了这个数字大喜，提出1959年四川粮食产量要达到1500亿斤（7500万吨）。

1959年2月，李井泉召开全省市、地、州委书记会议，贯彻落实毛的指示。李井泉提出，四川要建设1,000万亩万斤田，并强行将这个计划分摊到各地。有人在会上公开质疑万斤田，李怒斥：谁怀疑万斤田就是观潮派、算账派，“就不是共产党”。

3月中旬，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万人大会，李井泉在会上强行要求各级干部对亩产万斤的高指标立军令状。

各级干部立下军令状之后，只能是高压措施层层加码，各种强制手段一起上，谁反对就打击谁。

针对向一些干部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饥荒的问题，李井泉则毫不留情地打击。

对那此被认为做了“对不起省委的事情”的人，他一路追查。最后，查出一个“萧李廖反党集团”。萧指萧泽宽，时任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李指李止舟，时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廖即廖伯康。他们的“罪名”是：“1962年正当我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萧李廖等人……恶毒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旗”。

其中，廖伯康被处以“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此后20年，备受苦难。

廖伯康回忆说：“大跃进”时代有一句口号，“1年等于20年”，“我的大跃进，3小时等于20年”（指跟杨尚昆谈话3小时）。

李井泉在四川紧紧追随毛、邓，不断得到奖励。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被提拨为中共政治局委员，这在全国省委第一书记中是唯一一个。1960年初，李井泉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从此，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李井泉就是西南地区说一不二的“西南王”。

第三，四川是全国外调粮食第一大省。

从1949年中共建政到“大跃进”期间，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

大跃进期间，中央向四川调粮，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都是打过招呼的，也可以说是下的死命令。

邓小平到四川时曾说，调粮问题，四川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上海的人，否则国际影响就大了。这些话在四川一些干部中流传，被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归纳为：“人死在（四川的）山沟里，总比死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强。”

1958-1960年的三年，四川外调粮食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其中严重减产的1960年外调68亿4千万斤，大致相当于当年产量的1/4还多。

就在李井泉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结语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讲：人命关天。“人命”不仅是宝贵的，而且是与“天”即神相关联的。

天府之国——四川，由于中共的极左政策，短短几年，竟然饿死1000多万人。

杀一个人，是死罪；中共“极左”政策害死1000多万人，是什么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