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很多人被迫当起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近期当局试图把这些走街串巷的劳动者变成“维稳探头”，监控民情。

近期，中国多地吸纳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成为监控系统的一部分。例如陕西蓝田动员86名快递员、外卖骑手担任“流动网格员”；江西于都让336名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担任“城市治理观察员”；广东首批公开招募的20名省级“社会工作观察员”上岗。

当局将这些所谓的“社会工作观察员”称为社会治理的“前哨”。他们是中共社会工作部门编外人员，任务是走街串巷，观察民情，掌握民怨，整理上报等等。和福利慈善、医疗卫生等社会服务机构里的专业社工不同的是，“社会工作观察员”一般没有工资。

陆乾坤曾在美团、饿了吗、达达等外送平台做了一年多外卖骑手。他认为当局此举很荒唐。

原外卖骑手陆乾坤：“所谓社会‘工作观察员’、所谓‘前哨探头’，看似是‘关心民生’，实际上却是把最普通的劳动者改造成政权的‘眼睛’和‘耳朵’。一个送餐员，一个网约车司机，原本只是和我们一样的市民，如今却可能顺手把你的一句话、一个举动，送进庞大的监控系统，他们的职业被异化成政治工具。”

中共在2023年初组建了中央社会工作部，类似延安时期的“中央社会部”，当时主要对外搜集情报，对内防范特务，一直延续到内战结束。

陆乾坤：“这种机构在正常国家被称之为社会保障或者福利部门，但在中国却成了党的社会控制工具。它统合了信访、基层治理、党建、志愿服务，把原本分散的社会服务全面收归党务系统。其逻辑并不是服务人民，而是驯化人民；并不是解决矛盾，而是掩埋矛盾。”

除了观察社会大众，成为“维稳探头”的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也要留意自己这个群体内的情况。因为社会工作部当前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中国约两亿名零工劳动者。这个群体原本是中共防疫失败导致经济衰退的产物，但现在被中共视为社会抗议活动的源头。社会工作部最近要求各地加强对“五失人员”的监控力度。

旅美中国维权律师吴绍平：“这几年有特别多的失业的青年当外卖骑手或者去当网约车（司机）。有的人甚至是大学生，或者原来是中产的，为了维持生活状态被迫加入了这个行业。对于这些人来讲，他们对于中共、今天这个社会来讲是有抱怨的，所以中共特别想控制他们，以防止他们演变为社会事件。因为过去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了。”

中共之前还要求加紧在零工劳动者里建立党组织，织密党在基层的体系，管控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群体。

陆乾坤：“中共不去提供社会保障，而是插入党支部，安插观察员，把潜在的维权者改造成潜在的告密者，这就是体制之恶与平庸之恶。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未看清这一伎俩，不少人甚至觉得‘有面子’，仿佛自己被‘重视’了。但这种所谓‘重视’不是社会尊严，而是体制利用。”

吴绍平：“中共这几年把老百姓能够发泄不满的通道几乎统统给堵死了。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实际上就是这种高压状态要爆炸的一种表现。对于中共来讲它当然非常的恐惧，因为说明老百姓已经日益觉醒，自然他慢慢就会逐渐对准中共的政权而去。”

陆乾坤认为，这场荒唐剧或许能在短期里压制不满，但长期只会加速政权的腐烂，人人自危人人告密，社会信任彻底被摧毁，终将反噬中共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