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京调查三名藏族、回族以及壮族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时，这绝不仅仅是一次关于腐败的案件。近期，藏族的前西藏自治区主席齐扎拉、壮族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蓝天立、以及回族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前主席刘慧相继落马。这些案件，与其说是法律正义的体现，不如说是一场政治秀。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曾实行“两少一宽”政策（即“少捕少杀，多宽大”），对少数民族干部相对宽容。这一政策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胡耀邦是中国著名的改革派人物，1982年至1987年任总书记，他不仅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在对待西藏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和解的态度，包括放宽宗教限制，承认过去的政策错误。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规模仍令人瞩目。仅在2024年，就有88.9万名党员受到处分，是2013年的四倍以上。但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从来不仅是整肃贪腐的官僚行动，它更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约束忠诚、并重塑中国在敏感地区治理模式的主要工具。

少数民族官员历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他们掌控的地方性人脉网络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中央而运作。如今，他们的被查与落马意味着这些地方势力被瓦解，同时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权力必须自上而下垂直传递，而不能通过民族纽带横向延伸。对于中央而言，这类地方性人脉网络具有危险性，因为它们可能孕育出与党唯一合法性相竞争的忠诚。在西藏，曾经的改革派干部吴京华（彝族）就是典型案例。上世纪80年代，他推动了更大的文化自治，并在当地赢得了真正的民心。北京对此始终心存疑虑：吴的影响一方面提升了人们对党的信任，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位少数民族领导者可能比中央更受信赖。这样的历史经验让中共深知，少数民族官员若在族群中树立过高威望，随时可能演变为替代性权威的核心。

如今，信号再明确不过：民族身份不再是保护伞，宽容政策不再适用。过去的“两少一宽”政策，正是为了弥补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合法性不足的困境。宽容一度制造了有限的政治空间，有助于缓和紧张、维持稳定，并保持一种“优待少数民族”的假象。但习*近*平已抛弃这种务实的妥协，转而推行严格的一刀切。“党规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听起来似乎是公平，但实际上意味着对少数民族过去仅有的政治让步被彻底清除。

被选择的打击对象同样耐人寻味。西藏历来是宗教民族主义的温床；宁夏因其庞大的回族穆斯林人口，兼具国内安全与全球反恐叙事的双重敏感性；广西则是中国最大少数民族——壮族的聚居地，且地处中越边境，在北京的区域战略中地位日益重要。清除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高层领导，正好为中央当局提供理由，以安插自己挑选的接班人——往往是没有地方纽带、但绝对效忠于习*近*平的汉族官员。

当然，中共不会放弃其“多元一体”的象征性表演。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人们仍会看到少数民族代表身着民族服饰登场，在各种文艺演出中展示所谓的民族团结。然而，这些代表性已越来越趋于象征化。随着少数民族精英不断被整肃并替换，北京确保了表面上的多样性得以维持，但真正决定仕途的，已不是对族群的忠诚，而是对党的可靠性。

对习*近*平来说，这更是一项极具个人色彩的工程。反腐运动一直是他清除政敌、集中权力的最锐利武器。而针对曾受“宽大处理”潜规则庇护的少数民族官员下手，再次凸显了即便是党的传统，也必须服从于他的意志。每一次少数民族高官被捕，都是对外界的一次警告：党内的最终裁决者，只有习*近*平本人。

这种运动的宣传效果同样不可忽视。对汉族人而言，这些整肃表明少数民族不再“特殊”，有助于消解他们享受国家巨额补贴却“未受约束”的观感；而对少数民族群体，党则可以将其包装为“清理腐败精英”，塑造自己为超越民族偏袒的道德守护者。无论是何种叙事，中共都将自己塑造成民族团结与正义的唯一仲裁者。

然而，这场政治秀同时也是一种威慑。它提醒少数民族官员，他们的忠诚绝不能分散到血缘、宗教或社群，而只能单一指向中央。一旦违背，等待他们的将不再是宽容，而是彻底的羞辱与惩罚。在习*近*平的中国，取而代之的，是“威慑原则”，而非“妥协原则”。

从更广泛的治理逻辑来看，对少数民族官员的整肃，正是习*近*平治国方略的一部分：逐步抹去多样性管理的灵活空间。正如新疆的监控体系与西藏的宗教限制旨在消解民族特性一样，将反腐延伸到少数民族精英群体，则明确表明：统一控制如今才是铁律。政治可靠性远比文化身份重要，而所谓象征性的民族代表性，只能在北京设定的范围内存在。

齐扎拉、蓝天立与刘慧的案件，并非孤立的腐败丑闻，而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少数民族干部曾经享有的“潜规则豁免”已不复存在。在习*近*平主政之下，没有任何例外。民族身份，曾经是一道护身符，如今却可能成为一种负累。

王德育博士:公民力量策略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