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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国氢能车深陷“内忧外患”

图为2019 Toyota Mirai。Mirai是日文“未来”之意,它是一款四门中型轿车,是零排放氢动力汽车,行驶里程约为312英里(约500多公里)。示意图。(李奥/..;

中国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在政策补贴退坡之际,销量未达预期、企业普遍亏损。分析认为,市场陷入“内忧外患”困境;加上融资环境恶化、产品成本高企、基础设施滞后,加剧生存压力。如今产业链企业不得不寻求自救,以期跨越“成功率仅3%的死亡之谷”。

中国氢能车产业链深陷“内忧外患”

大陆网络媒体《环球零碳》8月26日报导,2025年,本应是中国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政策的收官之年。然而,现实数据却令业界倍感压力。

根据车辆上保险时登记数据,2024年国内氢燃料电池汽车上牌量仅7,075辆,同比下降5.4%;进入2025年,上半年全国销量仅有1,965辆,较去年同期下滑21.8%。

截至今年6月,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仅3.02万辆,距离政策规划的“到2025年达到5万辆”目标仍差距甚远。

报导说,这样的成绩,与中国电动汽车动辄每年数百万辆的销量形成强烈对比,甚至不及部分热门纯电动车型的单月销量。政府长期寄望于“弯道超车”的氢能路线,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与销量低迷相对应的,却是产业链企业数量的快速膨胀。据产业研究所(GGII)统计,2024年,中国仍有96家氢燃料电池系统厂商活跃市场,合并后也有62家,其中超过80%的厂商配套数量不足100台,甚至个位数。市场高度集中于少数头部企业,形成“僧多粥少”的格局。

观察家认为,中国氢能车产业正陷入“内忧外患”困境。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对大..;解释,所谓“内忧”主要来自于企业自我造血能力不足,研发与成本控制陷入恶性循环;“外患”则来自于市场需求不足、基础设施滞后等。

“企业一方面靠融资续命,但随着资本市场热度下降,投资难度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又必须持续投入研发以降低成本,结果形成两难。”孙国祥直言,这是当前产业最真实的写照。

融资环境恶化产业链进入“省钱过冬”模式

氢燃料电池系统是氢能车产业链的核心部件,作为长周期投资,企业必须经历多年研发才能迎来规模化应用。

过去十年,靠着政策补贴与资本热钱涌入,产业一度热度不减。然而,随着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投资人更倾向于短期回报,不再愿意长期押注。

根据中国氢能联盟报告,2022年中国氢能领域融资达103.1亿元,之后逐年下降,2024年仅剩57.8亿元,比高峰缩水四成。

2025年上半年,投融资案例更比去年同期减少23.3%。一些早期拿到资金的明星公司,因技术落地或规模化进展缓慢而难以获得新一轮支持。

即便是头部公司,也难逃财务压力。亿华通2024年营收3.67亿元,同比下滑54%,亏损达4.56亿元;2025年第一季度更出现“收入1元,亏损9元”的严峻局面,上半年预计营收较去年同期减少53%。

国鸿氢能、重塑能源、国富氢能等合计亏损超13亿元,四大龙头2024年总亏损超过18亿元。

面对资金链紧张,企业不得不透过裁员自救。据年报显示,亿华通裁员比例达32%,国鸿氢能则达36%。

孙国祥警告,裁员只是短期权宜之计,而且“会导致核心研发人才流失,打击士气,并不能解决产品卖不出去和缺乏商业模式的根本问题”。

氢能汽车“卖不出去”的系统性难题

孙国祥进一步指出,问题首先来自成本居高不下。氢燃料电池系统在核心部件上,如质子交换膜与铂金催化剂,价格远高于传统内燃机和锂电池系统,这直接导致整车售价高昂,使得氢燃料电池汽车缺乏市场竞争力。

除了成本之外,基础设施的不足也严重限制了推广。《环球零碳》报导,截至2024年底,全中国仅有约500座加氢站,且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等示范区域。相比数百万座加油站与充电桩,加氢站可谓“凤毛麟角”。

更现实的是,建设一座日加氢500公斤的加氢站往往需要投入800万至1,500万元,且每年运营成本约200万元,回本周期甚至长达5至10年。高昂的建设和运营成本,使得加氢设施建设进展缓慢,直接造成用户“加氢难”,进而削弱了氢燃料电池汽车的使用便利性。

报导指出,应用场景的局限则进一步加重了销售困境。氢燃料电池汽车目前主要集中于公交、环卫与物流重卡等少数领域,订单大多依赖地方政府示范项目,缺乏乘用车市场的自然需求。这使得每批次订单数量有限,往往仅有数十辆,远不足以支撑产业化,形成了“成本高—销量低—难以降本”的恶性循环。

此外,随着政策的调整,补贴对销量的拉动效果也在下降。过去十年,购置补贴是推动产业的主要动力,但2025年起补贴模式转向“积分奖励”,考核内容涵盖推广数量、加氢站建设以及氢气成本下降等指标。

这意味着企业不再能单纯依靠“卖一辆车拿一份补贴”的确定模式来维持运营,而是必须依城市群的整体表现来决定补贴金额,这大幅增加了回款的不确定性。

综合以上因素,孙国祥直言,氢能汽车“卖不出去”并非单一问题,而是一个涵盖技术、成本、基础设施、政策与市场等多方面的系统性挑战。他强调,若没有全产业链的突破,单一企业难以扭转当前的不利局面

电动车火热氢能车举步维艰

2024年,中国新能源车销量突破千万辆,其中大部分为纯电车型;相比之下,氢能车销量甚至不及某些热门电动车型的月销量。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国际经济所副研究员戴志言向大..;分析,氢能车的困境并非中国独有,“美国用的丰田(Toyota)系统也被抱怨里程数不实,基础设施不足。日本是最早推动氢能的国家,但成效有限;反而韩国近年在应用上相对领先”。

戴志言强调,氢能车技术涉及制氢、储运、液化、再转换等多环节,每一步都耗能昂贵,远比纯电模式复杂,“补贴不可能改变现实条件,这是全球共通的难题”。

中国骥翀氢能董事长付宇曾表示,氢能属于新质生产力,这类企业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线性发展,而是在前期有个巨大的“死亡之谷”,突破“死亡之谷”的概率在3%左右。

然而,在戴志言看来,氢能不仅有“技术死亡之谷”,还有“商业模式死亡之谷”。

他直言,中国“3%的成功率可能过于乐观,甚至不到1%。”因为除了技术挑战,氢能还面临消费者行为转换与沉没成本问题。

“电动车至少可以依靠现有电网与家庭充电,氢能却必须依赖专用加氢站,这是根本性的不便。”戴志言说。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楚天

来源:..;记者程木兰、骆亚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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