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3日，密歇根州安娜堡（Ann Arbor），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在校园里散步。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Charles Davis撰文／信宇编译）
在过去两年中，一种令人不安的模式暴露无遗：长期以来被誉为创新和开放堡垒的美国大学，已经成为外国情报行动的软目标，特别是那些与中共国家安全部有关联的大学。
尽管联邦调查局（FBI）和国会多个委员会已就相关的间谍风险发出警告，然而学术界的反应要么只是低调地承认，要么是断然否认。很显然，这一国家安全需求与学术机构行为之间的矛盾需要受到仔细审查。
顶尖大学如何应对外国影响和国家安全风险
以密歇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为例，该校两名隶属于该校实验室的中国科学家被控涉嫌将生物材料走私到美国，目前正接受联邦调查。教育部援引了“令人极为不安的刑事指控”说法，指责该大学对其易受外国恶意影响的弱点进行了淡化。
调查人员正在调查密歇根州的外国资金披露情况，这些情况被认为“不完整、不准确、不及时”。尽管该部门公开谴责间谍活动，然而内部沟通却显示出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文化：将研究伙伴关系和资金渠道置于安全准则之上。
另一所顶级高校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也提供了一个类似的案例。《斯坦福评论》（The Stanford Review）的一篇题为“调查：揭露斯坦福大学的中共学术间谍活动”（INVESTIGATION: Uncovering Chinese Academic Espionage at Stanford，5/7/2025）的文章详细报导、揭露了一名涉嫌中共特工化名“查尔斯·陈”（Charles Chen），假扮学生专门接近从事中国相关研究的女性。据称，该特工利用社交媒体、金钱利诱和心理操纵来获取各种敏感信息。
接受调查采访的师生描述了报告所说的普遍存在的“沉默文化”（culture of silence），这种文化的根源在于对报复的担忧以及机构不愿正视这个问题。专家指出，中国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是造成这个威胁的结构性驱动因素，该法强制所有公民必须配合中共的国家情报工作，即使身在国外也是如此。
而在乔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Georgia Tech）的案例中，学校领导层采取了行动。乔治亚理工学院深圳学院（Georgia Tech-Shenzhen Institute，简称GTSI）已关闭。GTSI是由乔治亚理工学院、天津大学和深圳市政府于2014年成立的合资企业。该学院位于深圳南山区，旨在促进研究生工程教育和中美学术合作，而南山区常被称为“南方硅谷”（Silicon Valley South）。但是到了2020年底，美国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将天津大学列入实体名单，理由是其与中共军工联合体存在关联，并涉及美国国家安全问题。
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回应是取消了一项计划中的博士项目，大幅限制招生人数，并对所有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展开审查。由于国会的持续审查以及对与中共军方相关研究关联的担忧，乔治亚理工学院最终于2024年9月正式退出GTSI项目。该校重申了其全球教育价值观，然而强调需要根据美国的战略重点调整学术立场。
国会面临中美关系的学术战场
国会对这些频发事件的反应日益紧迫。2025年3月，联邦众议院中共特别委员会（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要求斯坦福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等六所全美顶级大学公开其STEM（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Engineering/工程和Mathematics/数学等）项目中中国公民的相关信息。
该委员会发出警告，称精英院校“将经济利益置于长期国家安全之上”，并将学生签证制度描述为北京战略野心的“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然而，许多大学仍在以学术自由和种族歧视担忧为由，抵制更深入的改革。
这种开放与安全、合作与谨慎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然而利害关系已然发生改变。北京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及其“军民融合”战略明确瞄准了美国实验室研发的前沿技术。中共利用奖学金获得者和访问研究人员等作为非传统的信息收集者，模糊了学术交流与情报收集之间的界限。尽管只有一小部分中国学生可能参与其中，然而他们面临的法律和制度压力使得这些学生和学者无法对中共权力说不。
中共情报机构通过国家赞助的竞赛和学术资助，打造了一条复杂的接触人才和获取人才渠道。网络专家担心，由中共知名公司阿里巴巴（Alibaba）和腾讯（Tencent）等科技集团在中国国内发起的“天府杯”（Tianfu Cup）黑客大赛已经成为网络攻击者的招募平台。参赛者有法律义务在48小时内向中央政府报告漏洞，这规避了国际信息披露规范。在这些活动中披露的漏洞再次出现在中共针对美国国防基础设施和加密通信的情报活动中。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诸如中共“千人计划”（Thousand Talents Program）之类的人才资助项目，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其列为知识产权转让的载体，可能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通过这些计划招募的美国学者有时未能披露双重任命、保密条款和外国关系等。这种战略不透明导致了刑事起诉、资金暂停以及研究伙伴关系破裂。然而，即便如此，许多机构仍然忽视或未充分审查此类安排。
2025年7月31日，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斯坦福大学校园一角。（John Fredricks/The Epoch Times）
当学术自由成为一种负担
当学术自由被用来转移审查时，它就不再保护民主价值观，反而会成为一种弱点。在与中共打交道时，美国顶尖大学往往依靠自主权来规避监管，而财务关系、战略模糊性和声誉担忧滋生了共谋。
随着与中共的伙伴关系的深化，大学的透明度逐渐下降，外国影响力日益增强。学术自由可能会助长对手的影响力行动，损害大学的研究诚信和国家安全等。
没有问责的自治并不高尚，反而充满风险。高等教育是时候正视一个残酷的现实了：缺乏透明度的自由只会招致剥削。
学术开放与战略审慎之间的摩擦并非新鲜事，也并非偶然。中共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要求中国公民和机构与国家情报机构合作，并将义务延伸至身在海外的中国国民。对美国机构而言，这甚至将良性的研究合作也变成了潜在的威胁载体。问题不再是外国行为者是否在利用这些管道，而是托管这些管道的机构是否有足够的意愿，或者说是否有足够的领导力来应对这个局面。
中国人推崇的儒家思想强调和谐，然而模糊和退让的策略运用并非被动而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今年5月底，中共党魁习*近*平选择派国防大学军事理论界人士参加新加坡主办的年度亚太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打破了以往派国防部长参会的惯例，象征性地降低级别，学术界人士可能选择保持沉默以维护关系、声望或资金等。如此一来，他们不仅仅是被动的利益相关者，更是悄无声息介入的积极推动者。
美国学术界必须重新调整其立场。捍卫学术自由是一项崇高的原则，然而当它被外国势力当作武器，或被自私自利的领导层庇护时，就会变成一种沉重的负担。透明度、审查和信息披露并不会与学术研究相悖，这些因素正是学术机构建立诚信的先决条件。
作者简介：
查尔斯·戴维斯（Charles Davis）是一名美军退伍军人和具有情报背景的讲师。他获得的军事奖项包括：两枚铜星奖章（BSM）、国防部军功奖章（Defense Meritorious Service Medal）、两枚荣誉奖章（MSM）、北约服役奖章（NATO Service Medal）、伊拉克参战奖章（Iraq Campaign Medal, ICM）、阿富汗参战奖章（Afghanistan Campaign Medal, ACM）、沙特阿拉伯解放勋章（Saudi Arabia Liberation Medal）和科威特解放勋章（Kuwait Liberation Medal）等。
原文：US Universities Become Soft Targets for China’s Talent Mining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